“非传统安全”，有学者称之为“人类安全”^[1]，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中最‘非传统’的”部分，是“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基点”^[2]。两者都揭示了人类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时代中对自身安全思考的另类选择。联合国《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将人类安全概括为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大要素^[3]，并强调“人类安全”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非传统安全”与“人类安全”的提出，大大拓展了安全研究的领域，使过去只照射国家安全特别军事安全的“安全探照灯”扫向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其他领域。相较而言，“非传统安全”更倾向于关注对国家的各种形式的非军事威胁，“人类安全”则更多关照人类发展中个人的状态与地位以及应对生活与人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4]“妇女”与“社会性别”显然不属于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但作为非传统安全或人类安全研究的重要概念，它们却跨越了传统安全和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界线，并与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将采用“妇女安全”（women’s security）这一术语，讨论妇女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以凸显其“跨界”特点，并强调“人类安全”中所具有的传统安全意义。“人类安全”具有“亲人类”（pro-people）“亲自然”（pro-nature）“亲工作”（pro-job）“亲妇女”（pro-women）的特点^[5]，但“人类安全”是否就能够等于“妇女安全”^[6]，仍然是女性主义学者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下文将梳理近年来国外女性主义学者对妇女安全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妇女安全研究的最新论述，揭示2010年以来我国妇女安全的现实状况，总结中国妇女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分析各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改变现状的努力。

一 全球视野：妇女安全研究的学术前沿

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多样，直接反映到妇女安全研究中，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重点。苏云婷认为，女性主义关注安全问题的原因有二：其一，抵消长期以来传统安全研究对妇女安全需求和妇女贡献的忽略；其二，实现对安全问题更为广泛、全面的理解。^[7]胡传荣指出，女性主义者从妇女面临的问题入手，但所关切的已不仅仅是她们本身，而是表达了对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改进、人性的完善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期盼。^[8]

近年来，各国女性主义学术对妇女安全的讨论很多，其中经验研究占较大比例。一个重要成果是由女性主义学者专门建立的“妇女统计项目”（The Women Stats Project）^[9]。该项目覆盖174个国家，集中搜集妇女与安全、稳定的详尽资料，是妇女安全研究的重要数据库。

（一）妇女与传统安全

“妇女统计项目”数据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讨论妇女与战争、冲突等传统国家安全的关系的内容。玛丽·卡普廖利（Mary Caprioli）、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Hudson）等依此数据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例如，作者在《让妇女归位》（2007）中讨论了妇女平等地位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从家庭暴力、强奸、与母亲相关的强奸、谋杀这四个方面，通过数据统计比较，指出妇女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0]再次验证了傅立叶和恩格斯的论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1]在2008～2009年冬季号《国际安全》杂志上，她们联合发表《事务的核心：妇女安全与国家安全》，很好地梳理了已有的各种研究妇女与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显示，“妇女的直接安全与国家的和平状态有着很强、很重要的联系”。“要了解和促进国家和国际安全，学者和决策者不能忽视妇女的状况和处境。安全是一件必须无缝编织的衣服：如果我们不重视，妇女的系统性不安全的那根线如果松了，那将破坏所有人的和平。”^[12]2010年，瓦莱丽·赫德森在《性、战争与和平》一文中，讨论了由研究性别与暴力的学者戴维·温特（David Winter）翻译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征服城市和“征服”妇女》一文。文中提到，结婚和求爱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在本质上恰好相反。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一个丈夫或爱人，是“被控制”，而不是“被陪伴”。一个女人同异性恋者发生性关系，就意味着在战斗中输给了男人，女人是男人的猎物。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权力—性—暴力关系时，温特断言，“性强制是由男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