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三国在地区合作机制诸如东盟＋中日韩等，以及新形成的中日韩三国首脑的峰会机制内，展开了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然而由于中日韩三国在地缘政治、战略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三国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不仅成为中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基础，而且必将有助于增进三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信赖，从而进一步将中日韩三国合作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 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首先，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符合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对于跨国境的区域安全问题，必须通过有关国家的跨国境区域合作才能解决。美国自由主义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认为：“一个问题之所以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在于这样的问题在单个国家的疆域常常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成本和收益也因而越出国家的限制进入外部领域。这些外部效应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协调多边行动，将无法达到国内的政策目标。”^[1]显然，中日韩三国金融、能源、环境生态、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防震减灾、海难救助等领域存在着跨国境的普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成为跨国境的区域性安全威胁，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是无法应对诸如此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这就需要中日韩三国加强区域合作。因此，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中日韩三国必须重视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本国的外交政策中，加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要求中日韩必须在非传统安全上开展合作。随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作为该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三国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中日韩三国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和战略信赖，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传统安全合作的不足，必须发挥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外溢”功能，培养战略互信，并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寻求彼此共同的安全利益，并作为化解中日韩三国岛屿海疆争端的重要途径。英国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随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兴起，被冷战长期掩盖的领土领海争端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为了化解东亚地区区域安全化的趋势，其提出了著名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即采用物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焦点、以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以国家—区域—区域间—全球作为安全研究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为多领域的议题“国家—非国家”作为多样性的国际行为体和“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的进程。其理论依据是：一方面国际安全是相互关联的事情，即体系中所有国家和其他行为体都被纳入一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关系之中，但由于多种威胁带来的不安全更易于短距离传播，大多数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对相邻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超过了对更远距离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而这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常规模是一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安全聚积—“区域安全复合体”，即区域层次成为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互动的末端和绝大多数安全行为体的发生地；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开启了区域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新可能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使区域合作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介于国际体系和国家等行为体之间的区域层次已成为安全研究的切入点。这种以区域为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成为“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基本前提和核心观点。因此，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区域的一部分，存在着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并呈现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安全问题综合化的趋势。而中日韩三国安全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东亚区域安全结构的变动，并推动以安全相互依存为核心的东亚安全区域的发展。尤其是冷战的结束，东亚区域的安全冲突主要来源于领土的争端，包括日韩的独岛（竹岛）和中日的钓鱼岛争端等。但是，巴里·布赞的区域复合体理论要求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