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的气候谈判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国际气候谈判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价值成果，而且越来越难以聚拢人心。2009年以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关注度越来越低。哥本哈根大会上，众多国家的领导人物都参会发言，而在坎昆和德班气候大会上，参会的国家首脑寥寥无几。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参会人员2.4万人，而2012年多哈大会参会人员仅1.7万人。2012年多哈大会开幕当天，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并没有追踪报道，也没有专题分析，国家首脑人物也几乎没有与会。其次，谈判中的单边行动倾向越来越强。曾经在谈判中比较积极的一些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也丧失了兴趣。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退出了京都体制，日本不再愿意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对于谈判的意愿也相当脆弱，不愿接受30%的减排份额。谈判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倒是更为关心《京都议定书》是否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可见，谈判阵营更加分裂，谈判热情迅速降低，这直接反映了国际气候治理的低迷景象。

2012年气候谈判的主要任务是启动2011年在南非德班会议上达成的“德班平台”并展开工作，德班平台的主要目标是在2015年前为国际社会2020年的减排计划做出安排，以期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的气候协议。2012年全年国际社会主要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5月波恩会议、9月曼谷会议和11月多哈会议。三次会议关注的主要议题依然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期限问题；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问题；减排份额问题；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份额减排等。三次大会都因为发达国家的退却而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多哈大会暴露出的“快速启动基金”问题让发达国家再一次成为批判对象。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多哈会议期间，新西兰等国宣称300亿美元启动基金已经到位，但是根据乐施会调查评估，“仅有33%的快速启动资金可以被认为是新的，而最多只有24%的资金是额外增加的。其余的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各国就已经承诺的拨款。同时，只有43%已知的快速启动资金以资助金的方式发出，而绝大多数的资金则是贷款的性质，发展中国家必须按不同程度的利息水平来偿还款项。只有21%已知的资金被指定用于支持气候适应项目”^[1]。总之，2012年全年的气候谈判说不上成功，国际社会没有就任何以往的重大分歧达成共识。取得的成果主要是：气候谈判依旧保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依然有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得到坚持。

中国2012年的气候外交较以往更为出色。首先，中国需要的“京都体制”得到保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下继续保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依然有效，并就此展开谈判。其次，中国的气候伙伴协调能力得到加强。2012年11月19～20日多哈会议前夕，中国邀请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的环境部部长在“基础四国”框架内协调谈判立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多哈会议期间凝结为一个强有力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有效地反击了发达国家的施压。^[2]再次，中国的公共外交能力也得到增强，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气候形象，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地位做出了贡献。2012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将在未来3年内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代表团在多哈气候大会期间，将中央电视台、华风气象传媒集团等联合摄制的气候变化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带到现场进行播放，并将碟片送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在2012年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论坛”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宣布，中国向格林纳达、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等10个国家提供了节能灯50多万盏和节能空调一万多台。^[3]

二 未来气候谈判的可能曲线

国际气候谈判一直在坎坷中行进。从曾经的乐观到现在的谨慎或冷淡，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对待气候谈判的态度问题。国际社会曾经希望发达国家先行动起来，然后发展中国家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中，但这一过程似乎从未尽如人意。

回头再来观察这些谈判年份，1992～1997年的谈判相对来说还比较顺利，达成了一个绝大多数国家同意的《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