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人口活动强度，是指一定时期和区域内，人口各类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源（水资源、矿物资源、生物资源等）的消耗程度和废弃物排放程度。以非传统安全视角分析，人口活动强度直接影响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例如，在我国甘肃省舟曲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生态环境良好。20世纪50年代当地的经济活动以开采森林资源为主，在木材砍伐殆尽之后以开采矿产和水电开发为主，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水文、地质结构。2010年8月7日，舟曲县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导致1478人遇难。这是人口活动强度过大破坏环境安全并导致重大灾害的典型案例。

人口活动可划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军事活动等多个领域。每一类人口活动都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水资源、矿物资源、生物资源等）和废弃物的排放。其中，能源作为一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在人类文明的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历史，人类发展的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能源利用方式的变革：火的利用标志着人类进化的飞跃；蒸汽机的广泛利用标志着工业时代的到来；电力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核能的开发应用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可见，能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体现着人口活动的水平。当代社会，虽然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化石能源仍是人口活动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既促进了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尤以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为代表。本文提出“人口活动强度”的概念，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例阐明其内涵，来衡量人口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以及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生存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本文中，以人口经济活动消耗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为主要变量分析人口活动强度。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排放总量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由于中国实施的是从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到内地梯级开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中央政府为缩小区域差异，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人口活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呈现多种特点。

为界定不同区域的碳排放责任，国际上普遍采用“人均碳排放”的概念。“人均碳排放”可以描述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责任，但也有其缺陷：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区域，其能源消耗主要依赖于外部供应，产生的碳排放由外部环境承担后果；但由于人口基数高，其人均排放量并不高，这与其排放责任不相称。反之，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区域（如草原区），尽管人均碳排放可能与高人口密度区相当（如高纬度区域冬季取暖能耗较大），但由于植被、水体等碳汇资源的存在，降低了碳排放的负面影响。

基于这种差别，在比较人均碳排放量的同时，本文首次提出了地均碳排放的概念，可以更为科学、客观地衡量地区之间碳排放的责任。本文应用IPCC推荐的计算模型，结合中国各省区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对中国1995～201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及各省的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并与各省的人口、经济等变量进行系统分析，挖掘其内在的关联模式。

在衡量碳排放的指标中，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是两个最常用的指标。《京都议定书》以排放总量为指标对发达国家的排放进行约束；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分别设定了全球减排目标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需承担的减排责任。由于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量较低，城市化与工业化尚未完成，以当前的排放总量为指标进行国际责任的界定有失公允。中国学者如丁仲礼、陈文颖、潘家华等指出，以“人均排放量”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排放空间。这一指标对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有利，但对人口密度低的国家不利。米红、周伟根据已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的欧洲国家的分析，认为由于工业化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差异，中国的碳排放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完成而达到峰值，并估算了到达峰值的时间。由于环境容量的限制，即使中国按“人均排放量”来测算拥有较大排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