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多源性”新特征

进入21世纪，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常态化，而较一般意义上的以“非军事性”为核心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为显著的是，一类“新”的军事与非军事性因素相互交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对抗、高政治与低政治安全相互啮合的威胁正在变得愈加明显、严峻，且成为国家、社会与民众安全的重大挑战。21世纪头十多年，中国非传统安全现实更加综合、动态与复杂，经历了SARS、H1N1、禽流感、拉萨“3·14”事件、新疆“7·5”事件、南方冰雪之灾、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7·12”动车事故、北京“7·23”暴雨、利比亚大批华人遭受生存性危机等重大自然与（或）人为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不仅面临着国际普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还面临各种特有的更加复合交织的安全议题的挑战，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复合共生的特征凸显在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如“疆独”“藏独”与“台独”，“三股势力”，边界纠纷，海疆岛屿主权纠纷，边界油气资源争夺，跨国犯罪（人口拐卖、贩毒等），跨国民族问题（边民身份认同等），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等。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集中凸显出军事与非军事性因素相互交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对抗、高政治与低政治安全相互紧张的典型特征，且在危害的程度、广度与深度上突破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特征亟须在微观层面上作更为细致的研究。

从世界范围及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一种异于战争威胁的“新”的威胁现象与形态，已从产生伊始的被零散关注、被普遍重视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概念最早于1994年被北京大学王勇正式引入中国学界，非传统安全研究开始逐渐从零星分散到系统化、网络化、泛在化，逐步形成了包括专著和论文（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1]、学科与机构^[2]、媒体与报纸^[3]、杂志^[4]、基金与研究项目^[5]、研究网络^[6]等内容的制度化研究，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研究成果。诚如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总体比较‘粗放’，理论质地不精细，方法论部分更弱，能改观全局的枢纽性创新还未出现”^[7]。对“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已基本形成五种不同表述^[8]，一般认为，其具有“非军事性”的核心特征^[9]，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此界定无法有效解释网络安全、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涵盖军事性因素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0]，如以军事性武力攻击为手段的恐怖主义、以网络武器为手段的新型战争（信息战争或网络空间战）、以武力冲突为主要形式的能源战争等。“非传统安全”需要在一个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进行愈加精细化的分类研究。对此，本报告提出“多源性非传统安全”。

二 “多源性非传统安全”的内涵、特征与应对要求

（一）“多源性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特征

本报告将军事与非军事性因素相互交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高政治与低政治安全相互啮合的威胁，称为“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大致关系可用图1表示。

图1 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多源性非传统安全的大致分类

多源性非传统安全是从发生源及威胁属性的双重维度来对非传统安全的“新”特征进行的新概括，除具有非传统安全的复杂性、综合性等常规特征外，还更加典型、直接、明显地呈现出军事与非军事性因素相互嵌入、国内与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相互啮合、常态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因此其成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征具体表现在：

第一，主体多重性与领域交叠性，即国家与非国家、组织与非组织、集体与个人等都成为威胁的肇事行为体（actor），涵盖或涉及高政治与低政治、军事与非军事等广泛领域。与传统安全中主权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情况不同，非国家行为体（个人或/和组织、自然力量，而非国家）成为主要行为体，然其背后多带有国家政治性力量或因素，或是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或其影响堪比国家政治力量，导致责任主体的模糊，正如美国安全研究学者乔治·费达斯（George Fidas）、格雷戈里·特里沃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