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0年度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点，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力量与影响的此消彼长，以明显可见的方式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的金融危机，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1]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新兴大国作用凸显，已走向了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崛起以及伴随这种态势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政策变化，导致世界一些国家做出了消极的反应。“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增大，与中国在领土主权上的争议与摩擦在增多。在这种局势下，中国既面对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机遇，也面对着消解问题与摩擦的新的外交挑战。

一 世界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新兴大国影响力上升

世界格局发生的可见变化，主要体现在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大国影响力明显下降，新兴大国的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受到两场战争与金融危机的多重影响，支配世界事务已力不从心，而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中国则成为解决世界经济和全球问题的关键角色。在这样的进程中，国际机制在发生变化，多边外交场合出现了日益响亮的新兴大国的声音。在一些国际议程中，新兴大国取得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

（一）美国实力下降与战略调整

“9·11”事件之后，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对外政策的实施力不从心，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不得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做出方向性的调整，强调美国既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单独应对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挑战，政府要审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不能制定超出美国实际责任、能力或利益的目标，必须权衡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巩固美国的同盟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2]

2010年5月美国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战略调整。该报告明确提出，今后将把外交作为战略重点，把外交接触、经济政策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进行战争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美国应通过强化国际组织来确保灵活、有交往的集体行动，将伙伴关系从传统的美国盟友扩展至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这种调整表明美国的对外政策告别了小布什时期的“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转而实行战略收缩。8月底，美国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把战略重点转向阿富汗，并寻求盟国共担责任。

同处金融危机下的其他西方国家，也面临着无奈的战略调整，军费的缩减是其表现之一。2009年欧洲军费开支总额为3860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270亿美元，^[3]包括英国、德国、瑞士在内的诸多欧洲大国都在削减军费开支。2010年10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发布了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宣布今后4年英国将削减国防预算8%，英国在今后十年内将不再拥有服役的航空母舰。作为一个老牌的海上大国，英国此次大裁军并退出国际航母俱乐部，被认为是从一个“准大国”变为“准小国”，与“大国梦”彻底告别。

此外，北约希望拉俄罗斯共同分担欧洲防务，也是这种趋势的体现。10月，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柏林表示，北约将在11月召开的俄罗斯与北约首脑会议上，就阿富汗问题、打击毒品、反恐、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与俄罗斯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尤其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将要求俄罗斯伸出援手。^[4]

（二）G20地位的上升

新兴大国地位与影响力的上升，尽管有实力变化的背景，但其过程却没有形成权力政治，而是表现为一种机制的变化。2010年是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的第一年。这种变化标志着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G8一直是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大国俱乐部。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新兴大国的崛起，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却保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少数发达国家已无法再主导世界经济事务了，而有新兴国家参与的G20则取得了中心论坛的地位。2010年6月召开的G8峰会，议题转到了发展问题和一些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随后召开的G20峰会则探讨了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