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他在论述党的建设部分时又特别强调指出：“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上述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今世界极可能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前夜

1991的东欧剧变标志着世界格局的激烈变动，从而催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基本矛盾，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在世界范围内穷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多、富人越来越富越来越少的收入和财产占有的贫富两极分化。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91年东欧剧变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激烈而又深刻的变动。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各大国政府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相互间更加密切地合作，探讨拓展原有或新建立不同层次的大国集团协商解决不同层次相应问题，以寻求共渡国际金融危机的“良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相关人士先后提出“中美国”和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的概念。“中美国”意指世界上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G2”意指中国是一个逃避经济责任的超级经济强国，有必要通过G2这样的双边机制，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无论是“中美国”还是“G2”都并非是指美国与中国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权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与本质决定，我国决不能谋求世界霸权。2012年5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这既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表示了反对，又表明了我国不谋求霸权的原则立场，还传递了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意愿。此后，美国与英国相关人士又提出了G3，即美国有军力和购买力，中国有资本即巨大的外汇储备和便宜劳动力，欧洲有规则和技术，三者合作以共同拯救国际金融危机。G2、G3的提出，从一个侧面诠释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也明白无误地道出其对我国的需求之处。G2、G3的提法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实质性的相关协调与合作。原有的G7、G20都在发挥着既定的特有作用。不过，G7将继续力图主导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并新承担起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一些重要使命。而在G20中，以美国为首的G7则希望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今后更多地承担起做替G7负责任的国家的角色。金砖五国将会继续合作，但这五国特别是其中的印度将会被G7强烈牵制和分化。G7还有着虚化东盟10＋3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强烈意愿。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将可能被不断赋予实质内容，在特定条件下，亦有可能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北约。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人担心出现G0这样一个“无极”的“四分五裂的世界”，认为这是一个“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新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将“更加危险和动荡”。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内，还看不到G0这一世界格局的出现。之所以做出这一估测，主要是现在处于并可能在相当一段时日内仍会处于“西强我弱”的态势。这不仅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着较为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在其规则制定、意识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上也没有真正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向纵深发展，美国这个国家从其所欠的国际债务讲，从技术上说当然已经破产，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有很多和很大的调控空间，在今后的一些年内，它们将会运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甚至包括政治的最高手段战争来为其经济服务。因此，一般来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不会很快衰落。即使衰落，亦可能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但作为帝国的美国在今后一些年内可能会有明显的衰落，并更多地需要欧洲、日本等诸国的配合才能延缓其衰落的进程。但随着世界各种各类基本矛盾的积累与发展，2050年前后，极有可能出现与美国为首的整体西方世界相比肩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