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键和实用的表述是由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15日对美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中提出的。如果将习近平的这一观念加以具体化，这种关系的具体特征是：“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1]随后，在2012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它又再为中国所倡议，并在此后胡锦涛主席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的表述中被多次提及，并加以讨论，以期共同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5月，“新型大国关系”又在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访美期间被再次论及。2012年6月，据报道，奥巴马在墨西哥二十国会议上与胡锦涛会面，胡锦涛提出要深化两国对话，寻求“双赢”合作，妥善处理摩擦和共同承担全球责任。^[2]最终，即将担任新一届驻美大使的崔天凯和庞含兆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以及2012年7月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上对该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3]

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3月17日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要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密集的地区”；“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4]就在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前的前一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明确表示美国一直十分认真地倾听中国之前的这些表述，奥巴马政府的回应是：

不同意一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提出的一种理论前提：即崛起国家与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注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这样的结果不会注定出现。它不是什么物理定律，而是由一连串领导抉择而衍生的大国对抗的结果。还有一些人寻求遏制，我们也拒绝这种理念。一个更好的结果有可能产生——美国和中国——在一个现存大国和崛起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赞同这一目标。^[5]

以往，华盛顿一直敦促北京在一个相互依存和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的时代全面拓展我们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各自的作用的远见。诚然，这种远见将推进两国的合作。中国主动开启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话是值得欢迎的。然而，迄今为止，可以想见的是那些由我们两个国家各自首倡的建议更多地集中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去做的，而不是更广泛地去思考在大战略背景下双方必须要做的。本文旨在将讨论引向深入。这更为紧迫，因为中美在双边关系以及一些亚洲局势紧张地区中已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苗头。

在这一历史时刻，双方必须从历史决定论中重塑我们各自和共同的命运。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的决定论范式是国际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结合。今天，一个不断升温的“大国间冲突不可避免”的历史决定论已成为一个挑战我们理论与实践的新事物。正如一位中国资深研究员在2013年1月告诉我的那样，“这种想法会让崛起国和主导国同归于尽”。

一 背景

美国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同样的深谋远虑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今非昔比。老一代两国领导人如尼克松和毛泽东、卡特和邓小平尽管缔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但这是一种冷战时期建立的、面对共同敌人苏联的旧式的国家关系。即便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理由此后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但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两国共同赞成，还不如说是基于两国抵抗共同敌人的理念。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在旧有冷战政治背景下的新型双边关系。

在一个全球化、相互依赖的转型时代，源自跨国环境、健康和经济挑战等危及全球安全的真实威胁日益突出，领土权力与其说是衡量成功、安全和力量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创新和确保可持续、平衡发展的实力体现。因此，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并不容易。正如约翰·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在2013年1月7日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世界比我们所经历的全部都复杂。”^[6]

当今时代给今天的中美领导人提出一种挑战，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的那样：“一山不容二虎”，它是一个为两国很多人所认同的错误假设。这种假设也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被最明确地表达出来。^[7]米尔斯海默和与他志趣相投的人^[8]断言，主导世界事务的因素就是安全，一个正在崛起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