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连任获胜。在其第二任期初始，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政策是其外交政策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在国防预算遭到大幅削减的情况下，2014财年的预算却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投入。^[1]同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Thomas Donilon）、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以及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尹（Joseph Y.Yun）等高官通过演讲和在国会作证，进一步阐释“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内涵。^[2] 也正是一年前，奥巴马总统在其亚太之行中高调宣布“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3]的再平衡战略，随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帕内塔，以及其他相关政府官员在很多场合对这项战略进行了阐述。在奥巴马总统及其内阁成员阐释“再平衡”政策的同时，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学界和新闻界也进行各种解读。目前为止，这一战略引发的争议是：美方认为其“再平衡”战略的动机和性质被误读；而在中国看来，这一战略似乎是针对中国的新一轮“遏制”战略；对于日本、菲律宾等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美国加强同盟关系的提议实际上给了它们对抗中国的错误信号。不管各方如何解读，这一战略导致的事实效果与美国声称的追求亚洲稳定的目标似乎背道而驰：亚太地区这块广袤而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正在忍受很多烦恼——中国与其周边国家民族情绪突发高涨，关于领土的争端不但升级而且纠纷不止；没有纠纷的国家也面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择、平衡的困境，前几年备受关注的亚洲一体化趋势似乎正在消退。还有一些国家依然遭受国内政治乱局的困扰。

由于各种阐释和解读，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似乎是越理越乱。那么，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再平衡”政策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推进？综合而言，这一政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本文拟梳理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政策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其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美国国内外的评论反应，以期对此政策有个全面的认识。

一 “再平衡亚洲”政策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多关于这一政策的解读中，奥巴马政府高调转向亚太的政策是由这一地区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中国因素是其主要的致因。其实，全球层面和美国国内层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动因。

（一）全球层面因素

奥巴马是在美国陷入危机，全球出现“唱衰”美国论调的情况下当选美国总统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美国被视为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4] 随着危机的扩散和深化，美国国内的经济表现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其国内管理机制和全球领导地位开始备受诟病。美国被指责为引发危机的根源。在拯救世界于危机的各种方案和国际会议中，美国不再是“马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加入到谈判桌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最终，二十国集团（G20）替代了七国集团（G7）^[5]成为解决这次危机的主体机制。由此，危机最终引发的不是经济复苏的时间和力度问题，而是关于国际秩序的变化和美国领导地位以及各国实力兴衰的新一轮争论。^[6]直至今天，各国政要、战略家、专栏作家、评论家、学者，还在不停地围绕着危机是否削弱美国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展开一场又一场的探讨和争论。^[7]

美国衰落论并不是现在才有，也并不是美国以外的国家首先制造出“美国实力衰落论”。20多年以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就在《外交》季刊中撰文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衰落论”就是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长盛不衰的话题。^[8]但是这次对美国实力是否衰落的判断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各种争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而且，这次“美国衰落论者”从数量上大大超过“美国依然强大论者”。^[9]

从美国国内来看，2001年的恐怖袭击让美国人永远失去了安全感，而反恐战争导致的世界性的反美主义，以及国内出现的社会危机使美国人感到美国不再是以前的美国，美国正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如著名专栏作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在后美国时代》一书中断言，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后美国的时代，权力正在转移，从美国流散到其他国家，或者其他行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