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美关系历经30年风雨之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力争更上一层楼的开局之年，也是在国际秩序快速变革、地区秩序持续调整和两国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等多重背景下两国关系实现重新定位的转型之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注定了2010年对于中美关系将是不平静和不平凡的一年。事实的发展也确实如此。2010年，中美之间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全方位摩擦和竞争，双边关系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互动甚至斗争与较量，努力相互调适，力争实现双边关系在新形势下的新平衡和再稳定。

一

2010年的中美关系有如下几方面重要特征。

其一是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这与2009年大部分时间里的积极、稳定氛围形成鲜明对照。2009年，中美关系的最显著特征就是“高开高走”。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似乎摆脱了美国政府更迭必然引起中美关系颠簸动荡的“历史定律”，而取得良好开局。两国迅速确立“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基调，将原有“战略经济对话”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很快实现双方多位部长级高官互访，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执政首年就实现访华，佩洛西和吴邦国等两国立法机构领袖也实现历史性互访。两国发表自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将增进“战略信任”作为共同任务，更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推向新的高潮。但此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似乎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奥巴马总统访华后，美国国内反对声音高涨，认为总统访华空手而归，奥巴马国内压力徒增。围绕气候变化问题，两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分歧明显，相互指责，不欢而散，随后两国关系又因“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会见达赖、汇率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趋冷，双方相互示强、彼此斗气的成分明显增加。尤其是黄海、南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所谓“核心利益”风波，进一步破坏了两国关系的氛围，使两国此前精心呵护的良好氛围受到严重冲击。虽然期间两国也不时作出转圜努力，但始终没有改变中美关系发展轨迹起伏不定的巨大波动性。

其二是摩擦、竞争面凸显，并被赋予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和历史内涵。2010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呈现出此前少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这既涉及中国台湾、西藏等中国核心利益（军售、达赖），又触碰网络安全敏感神经（谷歌事件），还事关中国长远发展（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不仅有引发两国走上军事对抗之虞（黄海、南海），同时更由于此番争斗而被赋予“大国兴衰”、“权力转移”、“老大对老二”的特殊含义，因而引起各界普遍担忧。此前相对乐观的学者也开始悲观起来，美国学者兰普顿、沈大伟、李侃如等，纷纷著文表达他们的担忧。一向不看好两国关系前景的学者更加强化了此前看法，如美国学者孟捷慕认为通过接触改造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需要改弦更张应对更加强大的中国。^[1]中国部分学者认为中美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2]一些中国学者甚至发出“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的感叹。而部分激进的学者和媒体已开始炒作“美国对华进行战略围堵”、“C形包围圈”、“中美进入新冷战”之类的话题。

其三是更加敏感和脆弱，受意外事件和“第三方因素”干扰增大。2010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双方的战略心态均不同于以往，对对方的一举一动更为关注，两国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大幅提升。如“天安舰事件”等意外事件的发生本与中美两国无直接关联，但由于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媒体阴差阳错的报道转载，却最终引发中美两国在海上斗气、斗法。再如，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在美国媒体炒作后不久，迅速演变为两国战略界激辩的热点议题，并对两国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又如，两国在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日本以及东盟等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当然是美国基于其亚太战略总体考虑下的精心布局；而另一方面则确实是由于中美关系对意外事件和“第三方因素”干扰的容忍度下降，“尾巴摇狗”的几率上升所致。

其四是出现官、民脱节，两国高层互动与各自民间舆论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