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目前国际比较政治学界一般把当代世界的政体分为极权政体（全能政体）、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等三类^[1]。政治转型指从一种政体到另外一种政体的转变历程，这三类政体之间的转换都可以称为政治转型，其中威权政体转型开始后的进程可分为“民主转型期”与“民主巩固期”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转型开始于威权统治发生危机而产生某种形式的政治开放，以及更加尊重个人或团体的基本公民权。当以公开竞争性选举选出民选政府时，第一阶段的转型结束。按照国外学者的观点，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期”又可具体区分为政治自由化转型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两个次级过程。政治自由化指国家对个人或团体基本权利不当限制的解除，民主化意指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过程。^[2]

缅甸1948年独立之后经历了两次政治转型，第一次是1962年3月从民主政体转变为以军人统治为主要特征的极权政体（或全能政体），第二次是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再转型。总体上看，缅甸独立后的政治转型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其中缅甸的第二次转型可以说起源于1988年3～9月的民主运动。虽然1988年9月18日上台执政的仍是军人集团，但是缅甸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比如新军人政权允许多党制的存在，1990年举行了多党制大选，放弃了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缅甸式社会主义”，推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从1988年3月至2010年11月7日新的大选举行之前，是缅甸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政治自由化阶段。从大选举行至今，由于是以公开竞争性选举产生民选政府，并且出现了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因此，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从“民主转型期”的政治民主化阶段向“民主巩固期”的演进。这是缅甸向民主政体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拟对2010年11月大选以来缅甸的政治转型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为我们准确把握缅甸政局的走向提供有价值的分析模版与文本。

一 2010年大选：是政治发展的倒退还是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在2010年11月7日的大选中，军人长期扶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以下简称巩发党）赢得了各级议会76.5%的议席（具体参见表1）。对于这次大选，国内外褒贬不一。西方国家普遍持否定态度，而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等邻国则肯定了这次大选的积极意义^[3]，但西方国家也都默认了大选的结果。在中国国内，对缅甸2010年大选的评价同样是大相径庭，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4]，还有的学者认为“缅甸2010年的选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倒退”^[5]。当然，也有的媒体和学者提出要“宽容看待缅甸军政府转型”^[6]。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缅甸2010年的大选，关键是评价标准的问题。

表1 缅甸各政党在2010年11月7日大选中获得的议席

暨南大学的王子昌教授是国内比较好地运用发展政治学理论对缅甸的政治发展进行分析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更为公平合理，这是政治发展的宗旨和衡量政治发展的价值性标准；二是权力的取得和运行是否规范，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工具性标准；后者必须以前者为依归^[7]。笔者不否认这个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但是质疑其对缅甸2010年大选评价的适用性，或者说用单一的标准来评价是否合适？笔者认为更多地要从历史发展和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大选。

从缅甸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方面，我们要客观地承认，20年来的首次大选并不能马上带给缅甸真正的多党民主，宪政架构的设计旨在确保游戏规则有利于军人集团，确保其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对主要经济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所以，王子昌教授认为这次大选将赋予军人政治垄断以合理性，固化政治不平等^[8]，这个评价并不为过。此外，这次大选确实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每位候选人要缴纳50万缅元（约500美元）的保证金，这对绝大部分政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公务员、军警及其家人有组织的提前投票；巩发党（USDP）充分利用了原来巩发协和军政府的资源，而其他政党既不能利用外部资源，也不能充分地进行宣传动员；不允许国际观察员进行监督，无法保证投票、计票的公正性，等等。但是西方学者也认为，（大选中的）问题不应导致外界低估缅甸政治变化的重要意义，选举和宪政的实施将描绘出缅甸未来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