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哥本哈根会议：从乐观到挫折

对哥本哈根会议高预期幻想的破灭，使国际社会普遍感受到挫折。这决定了2010年通向坎昆的道路，基础严重缺失，难以承受任何有分量的法律协议。

（一）哥本哈根会议预期

对哥本哈根会议的高预期，源自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一路坎坷和缺乏经济动因的政治意愿。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没有任何具体目标，也没有量化的减排责任。1997年12月达成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到2008年的平均排放相对于1990年水平，欧盟减排8%，美国7%，日本6%，俄罗斯维持不变，冰岛、澳大利亚等国还允许有所增加；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减排5.2%^[1]。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一些发达国家允许森林碳汇、从其他国家购买减排额度，使得《京都议定书》总体减排大打折扣。尽管如此，2年谈判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又经过8年讨价还价到2005年才生效。眼看议定书到期，2012年以后怎么办？2007年，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会议上^[2]，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巴厘路线图”，创造性设计并启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公约》长远目标的双轨谈判，从而涵盖《公约》所有缔约方，期望2009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定。国际社会普遍期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一帆风顺，完成《巴厘行动计划》。

（二）预期幻觉：全面实现巴厘路线图

为了能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形成协定，各缔约方在曼谷、波恩、巴塞罗那等地分别举行5次技术层面的谈判。哥本哈根会议期间，194个缔约方、观察员国，937个联合国相关机构、专门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1069个媒体单位，超过4万人与会。119位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不仅与会，而且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参与谈判，史无前例。因而，人们有理由产生一种感觉：哥本哈根目标，志在必得。

巴厘路线图设想在哥本哈根完成“双轨”谈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和《公约》下长远目标的谈判。由于美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但仍属《公约》缔约方，所以可以参加《公约》活动，但只能作为观察员，参加《京都议定书》缔约方谈判会议。由于其发达国家第一排放大国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美国的参与不可或缺，因而只能双轨并行。长远目标和《京都议定书》谈判均涉及资金、技术、适应气候变化和减排等问题，只是减排目标年和各国义务有所不同。

《京都议定书》轨道需要明确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和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的科学评估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的排放，需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40%，是绝对量的减排；发达国家需要每年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要开展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需要透明即“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4]。《公约》轨道的谈判，关键在于2050年全球认可的共同减排目标^[5]。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世界充满希望。2009年7月，在罗马举办的“八加五”国（G8+5）峰会^[6]，世界有影响的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展现积极的政治意愿；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慷慨陈词，表达保护全球气候的政治共识。然而，10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却有少数发达国家公然要求抛弃巴厘路线图，忽略发达国家历史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尽管部分发达国家这一阻碍哥本哈根进程的错误之举在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之下得到了纠正，但在11月巴塞罗那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率先垂范深度减排和拿出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诚意。哥本哈根之路，在发达国家高调的“政治意愿”和在行动上无动于衷的“高歌”“欲退”的风云变幻中，似乎荆棘丛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以积极姿态和奉献精神，推动哥本哈根进程。

南非、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向国际社会宣布，2020年的排放相对于基准线下降30%或更多，远高于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7]所建议的15%～30%的降幅；中国和印度甚至还分别给出了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相对于2005年水平下降40%～45%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