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哥本哈根会议后NGO参与国际气候进程的新特点

2009年，最大的气候变化事件莫过于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态也在为哥本哈根会议做准备的几年中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个变化从2007年开始，主要体现在新型的全球范围的大众动员、各种已有的社会运动与气候变化议题的交织与渗透，以及其形成的公民社会在气候变化领域，尤其是政治立场方面的明显分歧。此外，国际合作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大众动员的典型代表是类似Tck Tck Tck^[1]这样的专事动员和协同网络的出现，它的雏形于2006年前后酝酿，在运行过程中，整合及联动了环境、发展、宗教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青年团体、工会以及个人。截至哥本哈根大会，它总共动员了1500万人以各种形式注册，成为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它成立的初衷就是，动员全球社会力量推动第二轮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力争推动公民所在国的领导人达成一个公平的、有雄心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个大的使命面前，组织者意识到，只有打破过去的地区和议题的藩篱，方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形成超常的动员能力。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万人上街游行，要求保护气候，其规模在气候谈判历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说是这种动员集结能力的一个力证。

除了全球网络，区域范围内的网络也方兴未艾。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发达的国家里，由众多草根、社区的小组织组成的网络正在通过交流和资源整合因应新生的社区需求，并日益成为常规的工作方式。

时至今日，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其成因决定了它是一个能源问题，也是贫困和发展问题。同时，随着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在2007年引起广泛关注，各类社会运动都在积极寻找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联，以参与新的至关重要的全球治理框架的制定。因此，形成了目前气候变化领域日益复杂的公民运动政治生态。

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气候公正网络（Climate Justice Now，CJN）^[2]的建立。在此之前，气候行动网络（Climate Action Network，CAN）是在公约秘书处登记的最大的全球公民团体网络，囊括了全球超过450个NGO成员。这个团体成员均通过CAN国际统一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谈判并进行游说。但是，随着新的社团力量的加入和原先社团的立场分化，CAN的视野和愿景已经无法同时包容众多的甚至是相异的立场，尤其是新加入气候谈判的公民团体如来自南方国家、原住民和反全球化社团。组成一个新的有别于CAN的新网络的愿望已然形成。

2007年底，由全球众多草根环境NGO组成的地球之友网络宣布退出气候行动网络，转而加入气候公正网络。

2008年，气候公正网络成立，目前已有超过160家公民团体成为其会员。他们的鲜明口号是“改变体制，而不是气候”，体现了其更加激进的左派立场，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的挑战。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他们在声明中称，联合国是一个代表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利益的机构。“那些寄希望于哥本哈根的人，到头来明白了他们的天真。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醒悟，只有社会运动，而不是政府方有力量对解决气候危机做出必需的变革。”

这个网络强调了系统性的压迫、剥削和气候危机的强烈关联。“气候公正”意味着将所有的“斗争”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近20年来在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一同为一个社区自治的世界而努力。它突出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个概念，认为北方代表了资本主义和其统治，而凡是反对它的民众，无论身在哪里，都是全球南方。

相比之下，TCK TCK TCK的诉求还比较温和，它仍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各国达成IPCC科学家提出的全球和地区性或者政治组别的减排目标，并通过公共资金对减缓和适应技术的广泛应用来避免灾难。它选择的是依赖主流路径来解决问题。

气候公正网络成立以来，成员不断壮大，而其他各种联盟也很活跃。例如2010年4月，在南美的玻利维亚召开了世界人民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大会（The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3]。这个松散联盟不仅由社会团体组成，参与者甚至还包括主权国家的政府。据外界称，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来自南美的持反美政治立场的国家资助了这次会议。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说，必须结束豪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