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崛起的发达国家，曾经以贫富差距小且经济增长速度快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贫富差距问题却日益突出，“一亿总中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神话随之被打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现实成为日本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谈到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形成诸多观点。如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小家庭化”等因素。例如，小泉担任首相时在国会有关“经济差距”问题的辩论中就曾公开表示：“如果考虑到家庭中老龄人口的增加、家庭成员的减少等家庭结构的变化的话，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而许多学者则是从日本的就业政策导致正规就业人数减少、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薄弱等再分配政策角度等方面对日本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我们认为，日本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形成又是与日本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的。

一 日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原因及表现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陷入重大危机的背景之下，以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提出的一套旨在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理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先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所推崇并在两国经济政策中广泛推行，这一理论逐渐被奉为市场经济摆脱困境、增强活力的有效手段，进而在全球被广泛推广，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先后被付诸实践。

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行过程，按照David Harvey的划分^[1]，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这里将1982年中曾根政府的改革只视为“早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而“非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即：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框架形成时期——政治改革时期；②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式推行时期——桥本内阁时期；③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渐进时期；④激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小泉政权时代。

各阶段具体的形成原因及表现如下：

（一）第一阶段：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框架形成时期——政治改革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日渐恢复，中国、韩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力不断加强，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国际竞争力优势显著下滑，其原有的资本积累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为摆脱困境，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掌权者的共识，为此，以重整现存政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率先开始了。这次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变革社会党和现存自民党体制，以消除在推进帝国主义化和新自由主义化进程中的巨大政治障碍。

具体方法是：一方面，改革现存的中选举区制为小选举区制，迫使社民党的议席骤减，迫其与其他党联合，进而不得不改变一直坚持的非武装中立、反对安保等基本方针，从而实现瓦解推行帝国主义化的最大障碍物——社民党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小选举区制加强了自民党总部的权力，推进了党的中央集权化，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创造了条件。

细川政权时期，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时，放宽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随即开始了。1993年9月，经团联提出“有关放宽管制等的紧急要求”，细川内阁据此在当月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加入多达94项的放宽管制的条款，进而在11月的题为“关于放宽管制”的中间报告中，更将放宽管制视为解决经济不景气的决定性手段而强力推出。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权，不论是细川政权、羽田政权还是自民党支持的社民党党首为首相的村山政权，由于均为联合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在地方受到抵制，导致其政策无法实施。

（二）第二阶段：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式推行时期——桥本内阁时期

1996年，桥本内阁上台，自民党终于改变前一阶段联立政权的被动局面，再度完全掌握政权，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以“结构改革”为旗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日本正式拉开帷幕。

1996～1998年间，桥本内阁推行了金融改革、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和教育改革，共计“六大改革”。以对医疗费为中心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