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过去30多年了，其后又出现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十年徘徊”。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和多视角的观察。“托底政策”并不是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内某一届内阁发表的政策大纲或宣言，而是那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府对改善民生、维护民权、巩固民本所设计和提出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结和概括，包括防止和克服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失衡和贫富差距扩大所实施的各种制度。

所谓“托底”，实质上是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即政府要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所谓的“底”，不言而喻，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的一般社会成员和处于权势边缘的大众。“托底”就是要求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为精英分子的创业提供保护和支持，使他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同时，还需要有效地为社会底部，即一般的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期实现全体国民合理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成果的局面。

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宏观经济目标设定和相关的制度设计进行考察，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民生建设的启示。

一 收入倍增计划中的民生思想

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象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已对该计划做了较多非常出色的研究。但是，当时的研究注意力集中于GDP或GNP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关注的重点是增长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今天回过头来重读那些历史文件则会发现：民生或者说普通民众的收入提高才是当时日本举国上下全力发展经济的原动力。

早在1952年，池田勇人在他出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时撰写出版的《均衡财政》一书中就提出了他的未来执政目标。他指出，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这一根本目标，不能不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一是谋求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二是使人人都有就业的机会；三是增进社会福利；四是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一同推行上述政策^[1]。因此，当政治上时机来临之时，池田以“收入倍增”这一为平民百姓极易接受的口号登高一呼，成功地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开创了日本经济奇迹。不可否认，该计划来自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关于日本经济处于“勃兴期”的理念。但是，这计划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的战略，则是来自于池田勇人首相与记者闲聊时的“月工资翻倍论”^[2]。在此延长线上，池田勇人执政后采纳了下村治等学者的意见，制定和实施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正如池田勇人所多次强调的，该计划的核心在于让全体国民的个人收入大幅提升，在10年内翻一番。

让国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开明政治家的共同心愿。这种心愿直接来自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吉田茂在其著名的《百年激荡史》中一再强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行为，很重要的一个肇因在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农村贫困状况的不断加剧。因此，提高民生、摆脱日常生活的窘境成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感同身受的共识^[3]。对此，日本已故知名经济学家桥本寿郎深刻地指出：“如果提到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首先应该列出的是对富裕生活的渴望。”^[4]

在让国民生活得更好的强烈政治愿望的推动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提出：“本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达到完全就业。”为此，该计划明确设定了数值目标：10年后每个职工的家庭平均收入将达到19.9万日元，为当时年收入的2.4倍；其他家庭也将达到16.3万日元，为当时的2.3倍。该计划还用整整一章来描绘将来日本人的生活，如电视机普及率将从每百户20台提高到每百户86.4台，洗衣机将从每百户18.6台提高到每百户71台，小汽车将从每千户3.2台提高到每千户21.9台，等等^[5]。

日本政府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设定了这些鼓舞人心的目标，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来保证这些目标的实施。举例来说，在企业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