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东亚一体化的论文，但笔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对过程意义上的东亚一体化的历史和现状给予精确的描述，尽管已有大量的这类文献表明这是非常重要的。笔者尝试提出一个“政治成本约束”的概念，对一体化以及东亚一体化进行具有特定研究目标的分析。

一 若干思考：如何理解东亚一体化

当我们以东亚一体化为研究对象时，首先将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体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有关东亚一体化的不断递增的文献存量中，对东亚一体化的描述似乎多集中于经济层面上的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增长以及制度层面上的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上。如果这些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东亚一体化演进的动态过程以及发展趋势，那么“一体化”就是状态依存的，东亚一体化局面呈现出来的显然只是目前的状态，而不是如一些目标模式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从这一给定的视角观察，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区域内经济交流活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东亚一体化的进展

人们通常提及的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和成就，几乎都集中于经济领域，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介绍。的确，通过活跃的区域内贸易、投资以及不断加深的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各国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多文献愿意把这些作为东亚一体化发展的证据。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疑问：东亚取得的经济成就，所反映的是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吗？或者说是我们推进东亚一体化努力的后果吗？东亚有着全球范围内最活跃的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东亚地区的高速增长由来已久，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率先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以来，韩国等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马来西亚等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中国相继实现高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报告的说法，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速增长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1]。东亚的经济成就，首先是由各国国内因素决定的，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分享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经济交流的活跃，各国民间微观经济主体在区域性高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中，有激励从事更为积极的贸易投资活动。如果认为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活跃以及经济合作加深，为东亚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未尝不可，但将其理解为东亚一体化本身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我们必须认识到，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二）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处于什么阶段

当我们说到“一体化”时，必须认识到它具有二维性：其一是指作为发展过程的一体化，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东亚的一体化”；其二是指作为既成状态的一体化，比如我们通常说的“欧洲的一体化”（欧盟）。后者显然是一体化组织含义上的，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距达到这一阶段路途还十分遥远，仅仅处在一体化程度还难以给予更高估计的发展过程中。仅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首先拥有特定的地理区域，其次有优惠贸易、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直至像欧盟那样的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多种形式。而我们看到的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首先在地理分布上就是非均衡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在一体化程度上存在显著的落差。即便如东盟，也仅仅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才进入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建设阶段，中国在“10+1”中率先开始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无疑为将来扩展成为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但“10+3”的现实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却是可疑的。作为区域一体化，其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体化能突破国际贸易的范围，而扩展到投资、国内法规、国内政策、标准、基础设施以及政治领域。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领域的合作远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2]。如果考虑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的非经济内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更是任重道远。

（三）仅仅依靠建构主义的努力就会实现东亚一体化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地区主义浪潮，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将不仅有助于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还将有助于区域稳定和安全，这已经成为东亚各国的理性共识，各方都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意愿。特别是中国，完成了长期以来从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国关系到从地区的角度处理与各国关系的转变，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