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985年“广场协议”使日本银行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受到制约，日元汇率在美国的压力下大幅升值并真正地实现了自由浮动。“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在保持较强劲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进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也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以及至1995年的日元实际汇率升值过程使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2]。

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日本在汇率升值压力下，降低利率等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了其后的资产价格泡沫^[3][4]，但也有另一些研究认为低利率政策产生了鼓励国内吸收的“收入效应”和出口部门积极调整的“竞争效应”，日本的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状况却并未出现逆转性变化^[5][6]。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多数国内学者对日元汇率的研究主要关注日元汇率变动给日本对外贸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7][8]，对日元汇率决定因素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经济增长^[9]和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影响^[10]。然而，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不同，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11]，而国内学者显然更加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关问题。高海红、陈晓莉认为，在长期内，汇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与制度特征有关^[12]。李未无的经验性证据发现实际汇率贬值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13]；卢万青、陈建梁则指出，只有当汇率大幅变动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凸显出来^[14]。国内学者就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较多的经验性研究^{[15][16][17][18][19]}，相关的一个讨论重点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否存在^[20][21][22]。

这些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各有差异，例如雷德辉将贸易商品分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发现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加使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之比下降，从而导致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贬值^[23]，但曾铮、张亚斌的经验性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有益于提升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而出口结构调整对汇率却并无显著影响^[24]。

本文不拟就日元汇率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展开讨论，也并非试图建立日元汇率的决定模型，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日元汇率与日本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已有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商品进出口都有可能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但很少有文献明确地将服务贸易纳入模型之中。服务贸易的特点与商品贸易有所不同，它们与经济增长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贸易结构与贸易模式大转型的重要阶段，考察日本经济增长、贸易结构与日元汇率之间的关系显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了同时考察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对日元汇率的影响，本文的起点是假定存在以下函数关系：

ER=f（Y，XC，XS，MC，MS）

其中，ER为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GDP为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年美元价格），XC为日本的商品出口总额，XS为服务出口总额，MC为商品进口总额，MS为服务进口总额。因此，本文所分析的均为名义变量。此外，为消除异方差并使差分序列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笔者对解释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构建待估计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lnERt=β₁lnYt+β₂lnXCt+β₃lnXSt+β₄lnMCt+β₅lnMSt

根据一般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状况良好可能导致本币汇率升值，因而，β₁=lnER/ lnY＞0。如果不考虑贸易结构效应，即商品出口和服务出口的效应没有差异，则不妨假定出口增加会带来汇率升值压力，有：β₂=lnER/lnXC＞0，并且，β₃=lnER/lnXS＞0；商品以及服务进口则会给汇率带来贬值压力，因此，β₄=lnER/lnMC＜0，并且，β₅=lnER/lnMS＜0。如果存在贸易结构效应的话，则日元名义汇率对日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弹性就应该存在差异，它们与日本GDP的关系可能也有所不同。

二 数据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1977～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日元名义汇率ER数据来自IFS，是各年度内每日日元对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的平均值；Y、XC、XS、MC和MS的数据均为当年美元价格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