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1972年9月，在那个难忘的“北京之秋”，当田中角荣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签字仪式的那一历史性时刻，谁能想到今日在满天飘雪的北海道、箱根的温泉旅馆以及银座的百货公司，大批的中国观光游客蜂拥而至。当时天安门广场周围、长安大街上耸立的高层建筑只有北京饭店和民族饭店，谁能预测到如此贫穷的中国有一天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超过日本。

回顾日中经济关系的40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这种巨大变化的政策转变是，放弃“忍耐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代、选择“追求富裕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模式”，推进改革开放。虽然胡同里洋溢着人情味，渗透出安定与平静，但是对于经历过贫穷且不方便的20世纪70、80年代的北京生活的人而言，中国确实变富裕了。进入90年代，在机场售票处可以看到人们排队等候的情景。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衣食足而知礼节”这句话的真实感。

进入21世纪，看到上海浦东林立的高层建筑群，甚至让人回想起纽约摩天大楼的模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历史变迁、时光流逝，将日中关系发展历史作为其中的一个缩影，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 日中经济关系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日中经济关系虽然经历了诸多困境，但其基调基本上还是发展和扩大。如果以人员、货物和资金的流动来衡量经济领域的交流活动的话，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日中经济关系都切实向前发展，呈现出极为密切的状态。

可以认为，在40年的时间里，日中经济关系能够实现发展有几大作用因素。首先，自然是地理条件。但是，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距离的相近。比如日美两国，虽然从地理距离来看相当遥远，但其经济联系依然很强。另一方面，日本虽然与朝鲜在地理上相接近，但是由于政治层面的阻碍因素作用，几乎没有经济层面的交流。

不过，要实现经济层面的紧密性，地理上的距离相近还是重要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也可以说这是必要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是静态的、客观的作用因素，可以说不仅仅是距离相近的地理条件，交流活动历史悠久等文化背景、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经济结构等也是这种条件的构成要素。

但是，在对实现经济紧密性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的时候，虽然必要条件作为已知条件非常重要，但如果仅有必要条件也是无法实现的。必要条件并不必然生成充分条件。毋宁说，这40年来的日中经济交流，为了构筑密切的经济关系，其充分条件可以认为是日中双方努力推动酝酿的过程。这主要指的是与日中两国经济领域相关的行政和民间人士以及企业、团体等组织的努力，也可以称之为主动的、动态的条件。或者也可以说是政策性、实务性的作用因素。

尤其是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经济发达国家，为中国形成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提供了全面支援。以日本政府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代表，来自民间企业、经济团体以及地方自治体等多层面、多角度的协作和援助，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强而有力。在硬件方面，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例如为各种交易活动不可缺少的港口、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提高城市居住功能等提供了援助；软件方面的援助包括人才培养，技术供应，金融合作，提供管理系统，以及传授国际商业习惯、规则和概念等。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策，作为日中两国之间形成经济紧密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发挥了作用。作为充分条件=政策性条件，承担了极其核心的职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1]，并且从1979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入90年代，又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向全面的市场经济化路线的历史性转变。21世纪以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契机，中国开始推行真正的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日中经济关系的扩大，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联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级化的政策。

二 不同年代的日中经济关系特色

日中经济关系40年的发展，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特色。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日中经济交流存在着民间推动的“友好贸易”和以政府作为后盾的“LT贸易”等两条通道，虽然历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