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长期奉行“贸易立国”战略，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这一制度安排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随着世界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的不断扩大，日本对FTA的关注也日渐升温，并逐步发展成一套适应日本经济利益诉求的、系统而明确的FTA战略，发生了从多边主义向选择性双边主义的大转变。

继2002年1月同新加坡签署其首个双边FTA（EPA^[1]）以来，日本对外签署FTA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12年7月，日本同新加坡、墨西哥等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FTA；同韩国、蒙古、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澳大利亚的双边谈判正在进行；同欧盟已经完成预备协议；决定与中国和韩国、加拿大开始谈判；与哥伦比亚开始共同研究建立FTA的可能性；决定参与TPP谈判（参见表10-1）。

表10-1 日本FTA的进展状况

尽管日本的FTA起步晚，但成果显著。与日本相比，中国和韩国签署的FTA均不如日本多。截至2012年7月，韩国签署了8个FTA，中国签署了9个。然而从FTA覆盖率上看，日本却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国家。从表10-2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FTA覆盖率仅为18.6%，不仅远低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新加坡等国，甚至低于韩国的34%。

表10-2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FTA覆盖率

以往对FTA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福利效应分析，把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视为政府为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作出的最优战略。但从表10-2的FTA覆盖率看，日本通过FTA所能实现的国家福利是有限的。事实上，FTA远远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它虽然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基本途径和方式，然而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与各国政治的互动成为选择FTA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FTA政策决策中的政府行为和政治过程（包括政府目标、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拟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双重因素进行分析，阐述其对日本FTA政策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对日本参与中日韩FTA谈判和TPP谈判的倾向性作出判断。

一 一个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从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分析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可能给参与方带来一定的贸易创造或贸易转移^[2]、规模收益递增、加强市场竞争、刺激投资增加^[3]、推动经济增长等传统收益。那么，区域贸易集团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净贸易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呢？以关税同盟为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成员数量及市场规模；二是原有关税水平；三是成员国之间的产品贸易比例；四是成本差异；五是需求重叠程度；六是运输成本^[4]。一般来讲，成员数量和市场规模越大，所产生的净收益就越多；原有的关税水平越高，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贸易转移的效应越小；原有成员国之间贸易比例越小，福利增加的可能性越大；各成员国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则贸易创造效应越明显；地理位置越近，运输成本越小，福利增加越高。

（二）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分析

选择FTA对象国，除了需要考虑上述经济学意义的传统收益外，还要考虑很多非传统收益。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用来解释FTA诱因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鲍德温（Richard E.Baldwin）的“多米诺骨牌”^[5]效应理论，一个是地缘政治理论。鲍德温用“地区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解释20世纪末FTA盛行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调整国际贸易政策以适应组建或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势要求，主要受到两方面势力或压力的影响。一是来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和压力。一旦原来的贸易对象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国内利益集团就会推动本国与相关国家新建自由贸易区，或参与现有的开放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二是来自贸易伙伴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国外压力。如果贸易伙伴国或周边国家纷纷缔结区域贸易协定，该国也就失去了与其进行公平竞争的基础。所以，有的国家自身并不愿意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但它们感受到游离于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巨大压力，因此必须考虑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这都会产生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地缘政治也是促成FTA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是因为建立在经济纽带联系之上的地缘政治关系，往往能在政治谈判中找到新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