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主要动向特点是：实际政策层面的调整幅度不算很大，有关的战略议论却显得比较纷繁激荡。这是因为，经过2004年前后《防卫计划大纲》的制定及有关安全法制的集中出台、2005年驻日美军“整编协议”确定后日美防务合作的展开，近年的政策调整基本就是在这些既定轨道上前行的。然而，在战略谋划方面，日本的战略家们（主要是部分政治及知识精英）却由于受到内外环境变动的“刺激”而显得比较焦虑和躁动，其关注点则是集中在探究日美同盟的前景、应对中国的“不确定前景”、参与国际安全保障以及加强自主防卫建设等方面。当然，政策方面也不是没有看点，日本在向太空和海洋领域拓展安保范围、推动防卫省改革和自卫队整编、构筑日印双边及亚太安全机制等方面的作为，仍然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动向。

一 自主防卫能力建设的动向

（一）战略议论的主要动向

2008年，日本的战略家们对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建设展开了多方议论，其主要论点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1.主张改革妨碍“正常安保”的内因

战略家们认为，在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日本的消极内政因素极大地影响和延宕了安全政策的规划、制定和实施，使得日本在安全领域的“普通国家化”举措被大幅延迟并遭遇严重挫折。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评断也属于有感而论、所言非虚，2008年日本有关安全决策的各级政治体系确实出现了种种问题。

首先是国内政治系统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于朝野政党在“扭曲国会”上围绕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展开激烈政治斗争，从而导致2007年11月再度到期的该法无法顺利得到延长，使得日本开展的对美后勤补给活动被迫一度中断。这一事态被认为日本没有履行盟邦义务，使作为日本安全保障基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裂隙和危机。其次是执政党及政府的问题。自民党内阁近年交替频繁，2008年9月又从政治倾向不尽相同的福田内阁换为麻生内阁。而在福田内阁，上届首相安倍推动的有关“摆脱战后体制”的各项安全政策措施，纷纷遭到冻结或被搁置一旁。再次是防卫部门内部的问题。2008年一年当中，防卫大臣从石破茂到林芳正再到滨田靖一，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人。同时，防卫部门各系统屡出丑闻（日本称之为“不详事案”）。因而，防卫省陷入多难之秋，被认为没有履行主导日本各项重要安全政策实施的职责。

为了克服如上这些消极因素和局面，战略家们的共同结论是：日本应继续推动并完成修宪，在政治体制上应改变内阁首相的产生方法，应像美国一样成立执政党和在野党共谋安全问题的超党派协商机制，还应及早成立日本版“国安会”，同时应重新考虑“集体自卫权问题”，尽快制定“永久海外派兵法”并放宽自卫队武器使用限制。

2.主张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能力

在有关“日本安全保障基本方针”的阐释中，日本1995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将“继续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放在“建立一支适度的自主防卫力量”之前，2004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则将“日本自身的努力”置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之前，显示出日本政府重视建设自主防卫力量的倾向。尽管如此，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近年日本自主防卫政策调整难尽如人意、力量建设也不到位，原因是国内外安全环境变化之快超乎“意料”，具体为国际安全形势依旧不稳、中国的进一步快速崛起、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导弹、日美关系的波动等。对此，2008年日本多个智库发表的相关政策建议中，都显示了对发展自主武装的深切关注，例如“东京财团”政策研究部10月公布的题为《日本的新安全保障战略》的报告，明显地将“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放在其提出的“多层协调型安全保障战略”的首位并给予了重点强调。

日本国内响起“讨论核武装问题”的声音，可能是以上战略议论的典型代表和浓缩。作为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美国对日“核保护伞”有效性的疑虑，最近几年，一些日本政客如中川昭一和前原诚司等人在各种场合号召进行核武装的讨论，两度担任防卫首脑的石破茂则在2008年公开表示：有关美国“核保护伞”的有效性在日美之间一次也没有议论过。^[1]虽然迄今为止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的青睐和首肯，但2008年里日本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分析人士传达出这种观点：以上情况有可能会改变。如果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