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日本以主办“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洞爷湖八国峰会等为契机，充分表达其大国化外交战略意图，在突出“全球气候变化对策”、援助非洲发展、朝鲜半岛无核化等主要议题的同时，主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通过否定八国集团峰会“扩容”来维护其亚洲成员国的“唯一性”，努力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争取“入常”，表现出不断扩大日本参与亚洲乃至国际事务的“主体性外交”意向。

一 “新福田主义”凸显日本亚太战略目标

（一）“新福田主义”从“点”到“面”的战略关注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5月东京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演讲，这篇被称为“新福田主义”的演讲，在阐述日本综合亚洲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凸显了日本的亚太战略目标。

尤其是福田呼吁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像地中海一样能够频繁进行人员及物资往来的“内海”的战略理念，更是超越其父的“福田主义”的区域局限，不仅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还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北美洲纳入其中。它既回避了安倍内阁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理念，又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日本对外战略的新构想。

值得关注的是，福田在演讲中还提出亚洲发展的所谓“五项承诺”，即坚决支持实现东盟共同体；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和平合作国家而竭尽全力；促进各国青少年交流；努力实现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社会”。对此，日本舆论认为“新福田主义”就是在“福田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从以上“五项承诺”的内容来看，福田康夫与其父在“福田主义”中的“承诺”内容大相径庭。所谓“福田主义”，指的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1977年8月历访东盟各国，在马尼拉提出日本对东南亚新政策的基本原则。鉴于当时东盟国家对日本的经济“进出”东南亚心存忧虑，福田赳夫提出不做军事大国、构建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做贡献的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消弭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的信任危机。

然而，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形势下，21世纪的日本在力求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福田康夫早已突破“福田主义”的一贯思维，实现了从东南亚的“点”到亚太地区“面”的战略关注。可以说，如今福田康夫的“五项承诺”，与其说是对于亚太国家的所谓“承诺”，倒不如说是日本大国化外交的战略诉求。

（二）“新福田主义”的战略诉求

1.坚持日本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努力发展与亚洲国家建立信赖关系

福田表示，全力支持东盟在2015年前组建共同体的努力。日本将在今后30年努力帮助消除亚洲的差距。这些“新福田主义”的主张，体现出日本一贯坚持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原则及侧重点。早在2005年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书中日本就强调，要在日本周边推动和平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有所不同的是，“新福田主义”关于将太平洋变成合作“内海”的战略理念表明，福田是希望以构建东亚乃至亚太EPA的形式消除安倍“价值观外交”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曾在施政演说中强调：“要实现积极的亚洲外交”，需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

2.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之定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

日本历来把能否维护日美安保体制视为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目前，日本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向“改善亚太及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日本对美外交战略主要借助日美同盟来积蓄力量，为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福田上台伊始就首访美国，提出了“日美同盟的强化与推进亚洲外交的共鸣”的对外战略理念，突出强调“实现亚洲的稳定、开放、繁荣和发展对于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不同于安倍内阁时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