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原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务相菅直人当选日本第94任、第61位首相。其所领导的民主党联合政权将推行何种对华政策？这无疑决定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定位。上任之初，菅直人称“要加深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1]。然而，其执政未满百天，日本方面就在对华外交上人为制造了一出“闹剧”。9月7日，日本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这一国际危机事件（以下简称“钓鱼岛事件”），使两国间的政治关系遭遇较为严峻的局面。围绕对该事件的处理，两国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波动。

研判日本对华外交的走向，除了洞悉日本决策层秉持的外交理念与推行的对华政策之外，更应关注其对华决策机制，即日本是如何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又有哪些内外因子对日本外交决策施加影响。应当说，“钓鱼岛事件”为观察民主党联合政权对华决策机制以及影响因子提供了较好的视角。本文将结合菅直人内阁成立以来首相的施政演说、重要内阁成员的发言、外务省的文件以及国会众参两院的记录等国内外公开资料，来考察参与或影响日本对华外交决策相关行为体的政策主张与行为模式。

一 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

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菅直人特别提及作为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永井阳之助对其国际观的影响。^[2]永井曾直言自己是现实主义者^[3]，并将日本的现实主义又进一步细分为政治现实主义与军事现实主义，使得现实主义这一政治概念在日本更加具有学术操作性。菅直人早年曾多次参加永井阳之助主持的外交问题学习会，受永井的启发与熏陶，在外交理念上，菅直人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理念”来推行日本外交。他认为，应确立积极主动的外交，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应对。

日本的现实主义学派主张国家政策目标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要处理好坚持日美同盟与提高自主外交和安保能力的关系。就当前的民主党联合政权而言，外交决策依然会基于如何有效拓展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基本逻辑，首当其冲的外交课题是改善鸠山执政时期因主张对美自立而一度冷却的日美同盟关系，该问题也是鸠山辞职的直接诱因。基于前车之鉴，菅直人认为最为现实的执政战略是避免重蹈鸠山政权的覆辙。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外交无疑在日本亚洲外交序列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也是日本决策层谋求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但在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上，日本新内阁亦会采取现实主义的策略应对。菅直人在执政不久的一次党首辩论会上就曾使用“势力均衡”这一现实主义者最为惯常使用的术语，他称“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驻日美军发挥着威慑中国的重要作用”。^[4]在第二次发表施政演说时，菅直人一方面表明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称日中“互为重要的邻国”，另一方面亦强调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显示出软硬兼施的手法。^[5]

无独有偶。外相前原诚司青年时代在京都大学潜心专攻国际政治，是高坂正尧的爱徒之一。^[6]作为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高坂曾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在《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构想》一书中，高坂明确称：“现实主义是观察政治的视角之一，是思考政治的思想方法之一。我是该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7]在国际关系的操作层面，特别是在如何处理大国关系方面，高坂认为尽管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都将下降，但从日本的立场看，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外交的基础。同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愈发强大，因此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

从京都大学完成学业后，遵照高坂的建议，前原诚司进入“松下政经塾”，以提高从政能力和蓄积人脉。“松下政经塾”旨在培育日本政界的领袖人物，创办人则是有着日本“经营之神”美誉的著名实业家松下幸之助。自创立以来，“松下政经塾”先后培养了一批重量级新生代政治家，对日本现代政治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在高坂悉心的指导和“松下政经塾”严格的从政历练之下，前原坚定了从政的信念并顺利成长为日本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对华外交上，在出任民主党代表及担任外相后，前原曾多次发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调。在“钓鱼岛事件”中，基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