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乱象反衬对外战略强势进取

2012年日本经济高开低走，陷入衰退。在上年“3·11”复合型灾难重创企业生产与消费需求的背景下，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7%。但此后在内需乏力、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冲击下迅速下滑，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名义GDP全年增长1.1%，^[1]借灾后重建实现复苏的希望化为泡影。对外贸易形势尤其严峻。伴随世界经济低迷及日元升值，由于“3·11”后核电站停止运转、火力发电所需液化天然气等燃料的进口量急剧增加，2012年日本对外贸易赤字高达6.92万亿日元，较2011年2.56万亿日元增长170%，创战后历史新高。^[2]

日本政坛未能摆脱“一年一相”的政治魔咒，民主党政权宣告终结。从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再到野田佳彦，民主党三届内阁始终拿不出统一、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对能源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关乎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不力，更无法妥善处理外交、安全危机事态，导致政党支持率、内阁支持率同步下滑，最终在12月众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231席猛跌至57席，8位现任阁僚落选，野田内阁黯然下台，也为持续三年零三个月的民主党政权画上了句号。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18席飙升至294席，重掌政权，保守鹰派人物安倍晋三再度就任首相，开始推行不同于民主党的内外政策。

与国内政治经济乱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对外战略上的强势进取。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安全防卫政策加速自我松绑，挣脱政治约束。201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修正案，删除了规定该机构活动“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款，从而彻底摆脱了1969年国会决议关于太空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限制，使其用于军事目的成为可能。同月，日本国会通过《核能基本法》《核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正案，增加“核能应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条款，为将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扫清了障碍。继上年底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得以参与国际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和以人道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后，野田内阁相继决定参与美国F-35战机的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及与英国联合开发武器。^[3]

日本抓住美国“重返亚太”机遇、借助同盟平台谋求在安全防卫领域的自我发展。在双边层面，日美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军事一体化水平获得实质性提高。4月底野田访美，两国发表《面向未来的共同愿景》联合声明，^[4]重申“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基石”，以及“为了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将驱使所有能力发挥作用、履行责任”。会谈中，双方明确将进一步深化同盟，特别是“进一步强化两国防卫合作”。野田访美前夕，两国政府发表了有关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中期报告，决定将约1.9万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中的9000名迁至关岛、夏威夷和澳大利亚。野田内阁正式决定购买美国的F-35战机作为新一代主力战机，6月与美方正式签约。为提高日本对西南方向离岛的防卫能力，作为“针对中国的防卫政策”的延伸，日美开始就在美国领土为日本自卫队建立驻留基地展开磋商。具体地点计划选在距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核心基地”——关岛不远的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今后，日本将向该基地轮流派遣由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军队举行联合军演，并且“未来将考虑把这里升格为常驻基地”。^[5]2013年2月安倍访美期间，日美两国决定继青森县之后，向京都府京丹后市的航空自卫队京岬分屯基地部署第二套“X波段雷达”，由日美双方共同管理。

在多边层面，为“有效应对地区安全问题”，日本与美国一道采取将第三国囊括在内的“美日+1”模式，通过“美日+韩国”“美日+菲律宾”“美日+越南”以及“美日+印度”等三边方式，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同时，扩大本国地缘战略影响，打造“地区民主安全网”。^[6]其中，美日印三边磋商机制尤其活跃。日印磋商过去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领域，美印磋商也主要围绕巴基斯坦局势展开。三国机制形成后，三边磋商议题开始跃出印度洋，扩大到如何确保太平洋海上交通安全、各国安全合作的方式以及对缅甸的援助等方面。日本还考虑与美国一道将该模式推广到其他亚洲国家，如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