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2年，记忆的起点已经模糊不清。也许，将这一年说是‘3·11’之后的年份，更让人明白。虽然去核能的声浪在这一年持续蔓延高涨，但时至岁末，选出的却是一个去‘去核能’的政权。”这段话，是2012年12月30日《东京新闻》年终专号回顾篇的开头，寥寥数语，却点出了2012年围绕着核能议题，日本舆论与政治之间呈现的令人费解又耐人寻味的关系。

一 核能政策成为日本政治与社会博弈的焦点

在日本，核能问题是一个重要但又讳莫如深的问题。说其重要，是因为日本作为一个能源、军力均有很大局限的国家，二战后其权力阶层长期将核能产业定位为能源自给和安全威慑的基石。说其讳莫如深，是指这个产业虽然表面上标榜“民主、自主、公开”的原则^[1]，但实际上始终保持着秘密主义和小圈子主义的状态，对于来自新闻媒体、民间舆论的外界介入，要么实行金钱收买，要么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种种手法回避躲闪。^[2]除非出现遮盖不住的安全事故或被媒体抓住“现行”、曝光了管理中的严重问题，平时日本普通民众很难发现核能产业的“真身”，更谈不上参与决策的“民主”、“公开”权利。

但是，“3·11”改变了这一切。2011年3月12日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1、3、4号机组相继发生爆炸。在危机的漩涡中，核泄漏事故处理举步维艰，福岛16万灾民流离失所，福岛周围鱼类所含放射性核物质超标而且污染数值持续攀升，普通民众越来越惶恐不安。这些现象，与现有核电站是停运还是重启、核能管理体制是否应改弦更张、未来核能政策何去何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纷列杂陈，剪不断理还乱，引发了空前活跃的社会运动和舆论呼声：多年不见的数以万人计的民众集会和连续数周的抗议游行不断出现，媒体的大型连载、高频的报道评说也纷纷出笼。^[3]作为连锁反应，2012年的日本政治形势再次出现剧烈动荡。野田内阁因不敢得罪核能利益集团而积极推动了大饭核电站的重启，但也不得不考虑反核社会运动的巨大能量而总想做些“去核”姿态，这种骑墙态度最终在其能源环境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暴露无遗。但是，以反核民意为立身之基匆匆创立的第三极“未来党”，却在众院选举中一败涂地，随即迅速分崩离析。结果，在选战中对核能政策始终态度暧昧、闪烁其词的自民党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后，很快全面推翻了民主党的政策，使“去核”方向彻底逆转。

由上可见，在2012年的日本，核能问题是一个蕴含了尖锐舆论争议与政治对立的议题。其间，我们既可以看到大众通过社会运动对当局的抗议与诉求，也可以看到当局内部的分化与斗争，还能够看到各种政治势力由此产生的多重龃龉和纠结，如民主党党内、民主党与自民党等在野党、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政官产三界甚至美日两国之间，在同一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相互冲突。日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几家全国大报也出现了阵营分化，大致上，《产经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倾向“保核”，而《东京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则倾向“去核”。

2012年的日本，由“3·11”引发的矛盾盘根错节，但如果从时间顺序上看，则可梳理出三条较为清晰的脉络：首先，是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的再启动问题；其次，是围绕着后“3·11”时代日本核能政策修订的争斗；最后，是发端于2012年9月的核能管理新体制、新举措与年末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核能政策的再转换。本文将沿着这个脉络探寻2012年在日本核能议题中活跃的各类政治角色，同时分析日本舆论与政治之间为此展开的博弈和互动。

二 大饭核电站的再启动

2012年1月4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三项未来工作重点：“3·11”灾害的重建复兴、核事故处理工作的收尾、经济的再生。关于第二点，此前的2011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达到稳定的冷停堆状态，核事故处理第二阶段日程表的任务已经完成。此时，不管如何评价福岛核事故处理的阶段进程，有一点却是日本举国上下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大问题：福岛之外的其他核电站怎么办？

（一）为什么是大饭？

“3·11”之后，日本55座商业核电机组要么停堆检修，要么重新进行安全测试，全国基本处于一种无核电的状态。而且，2011年，以东京为中心的东京电力公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