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并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与上层建筑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创造的。语言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与其他的任何生产工具一样，一视同仁地为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服务。此外，上层建筑只能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同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而语言却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相联系。人们的生产活动丰富多彩，所以与它直接相联系的语言随时处在变化之中。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词语不断产生。当然，也有一些老的词语会逐步消失，或被赋予新的含义。

“话语权”这一概念，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著名命题。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这就赋予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权利和利益的功能。我认为，福柯是对的。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反映了人们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正因如此，我又认为，文化与语言不同。语言有民族之分，但其本身却没有阶级之分，语言永远是全人类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工具。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文化都有民族之分，但在阶级社会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同时又有阶级之分。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与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形影相随、不能分离。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它在形式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社会或有阶级的社会中，它所表达的一些特定的思想内容却是有阶级性的。随着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表达，它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含义。因此，对国际交往中的特定语言，我们不仅要关注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表达者在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这一词句的背后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美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进行了500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完成其原始积累，并不断盘剥世界各国。此间特别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金融上逐渐垄断世界，它们可以随时开动机器印刷、发行货币，因此能够投入足够多的金钱兴办并引领各种新闻媒体，西方的话语体系也往往引领全球话语的潮流，诱使整个非西方文明加入以所谓“自由与民主”为框架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在话语权上也就逐步垄断了世界。这一进程，曾因苏联和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步削弱，但随着苏共蜕变特别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约瑟夫·奈所说的以“软实力”支配非西方世界使其乐于从事西方国家使其做的对西方国家有百利而对非西方世界无一利的事情，从根本上巩固了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动摇和打破了世人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使人们开始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各种概念，我们决不能一概反对，必要时应大胆借鉴，采取“拿来主义”使其为我所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蕴含着可能存在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内涵。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建立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而有力地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让我们对当今国际关系中流行的出现频率甚高的几个“热词”试作一点辨析。

一 “国际社会”

2008年西藏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西方少数国家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进行强烈谴责。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却对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表示坚决的支持。最近，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大讲中国需要当300年殖民地的刘晓波，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又说这引起“国际社会”的盛赞，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社会”？对这个词意的辨析，用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话，似乎就可以直接回答清楚。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