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经济学的三次危机

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爆发了三次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也随之陷入了三次大的理论危机。对西方经济学的三次危机，克鲁格曼作了如下的解读。

在大萧条之前，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们应该对市场体系充满信心，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象”。然而，“这种信心被大萧条粉碎了”，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危机迫使大多数经济学家转向了凯恩斯经济学，以寻求对已经发生的一切作出解释并就未来的萧条给出解决方案。凯恩斯“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看守者就可以运作良好的理念，并对金融市场表现出了特有的蔑视，认为它为不重视基本法则的短期投机所主宰。为此，凯恩斯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1]由于西方国家推行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避免了“‘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的局面。因此，西方人士普遍认为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救星”。

20世纪70年代成为“滞胀”的10年，经济低迷不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能源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滞胀问题导致西方经济学陷入了第二次理论危机，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弗里德曼关于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将导致通胀和高失业的结合这一预测被滞胀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可信性。最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随着对大萧条记忆的消逝，经济学家们便又重返对那个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幻象的迷恋之中。”“可以确定，理想化的市场之所以重新获得青睐，部分是出于对政治风向变动的应对，部分则是对于财政刺激方案的反应。”^[2]虽然少数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了金融市场可信的观念，但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对抗中，难以撼动其主流地位。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段从凯恩斯主义撤退而向新古典主义复归的历史”，从而宏观经济学分成了两大派系：“或多或少以凯恩斯视角看待衰退的‘咸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海岸的那些大学）和视凯恩斯经济学为胡言乱语的‘淡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内陆的那些大学）”。“淡水派”的经济学家“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纯粹派。他们相信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始于人们是理性的和市场发挥作用这一假设”。^[3]在他们看来，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的调整会使供求达到平衡，因此，即使出现衰退，也不是源自普遍的需求不足。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淡水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而且，卢卡斯警告：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到了80年代，“淡水派”的新领导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实际上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与商业周期毫无关系。后者反映了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波动，而这一波动又被工人的理性反应放大了：当环境有利时，他们愿意多工作，而当环境不利时，他们就会少工作或不工作。失业就是工人们想削减工作时间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对此，克鲁格曼说：“这理论显得太愚蠢了——大萧条真的成了大休假？老实说，我认为这一说法确实愚蠢。但是，普雷斯科特‘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嵌入在精心构造的数学模型之中，并应用复杂的统计技术将其映射到现实数据上，以致这一理论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里主导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鉴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普雷斯科特与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分享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3]

克鲁格曼说，也许人们会认为“淡水派”经济学家和“咸水派”经济学家的不同世界观会促使他们为经济政策而争吵不休。但令人吃惊的是，1985～2007年间两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基于理论而非政策方面。“在我看来，其原因是与原初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不认为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动——应对衰退是必要的。相反，他们相信，由美联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