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检讨、对其后果作出预测时，一些比较政治学家们已经看得更远，开始考虑一个由金融危机而引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福山曾预料，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无论属于什么文化或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都走向唯一的终点，最终步入西方民主制的殿堂。像其他许多西方学者一样，他对这次经济危机感到困惑。他提出这样的看法：“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不是由像中东战争这样的外部因素所引起的，而是产生于被看做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实践着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本身。”如果说福山等人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论证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民主制发展的必然性的话，那么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支持了他们的看法。在自由市场占据支配地位时，它同时也在推动一种理念，即民主转变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须有民主才能发展经济。

然而，自由市场模式在以后的一些年中，尤其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到了严厉批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们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尚未成熟的、混乱的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些实行改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许多人抨击“华盛顿共识”给出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1999～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并加剧了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经济不平等。

一 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产生了新一轮的对“华盛顿共识”的更深刻的反思，而且它主要不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而是来自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他们不像以往大多数批评“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审视威廉姆斯给出的经济措施的适用性，而是对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注意到，虽然住房泡沫和泡沫的破裂是经济周期的特征之一，但是经济衰退的影响被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大大放大了，这是由于先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分析家对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所制造的大量金融衍生品掉以轻心。然而，这些做法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华盛顿决策者的威信一落千丈。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承认，“危机损害了西方的经济信誉。因为数十年来美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体现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这种模式曾帮助击退社会主义并倡导国家干预，推动了英国工党的新生、东欧的经济改革和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如今，这种模式蒙上了阴云”。他声称，“历史翻过了一页”，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体系被认为是失败的，全球经济危机都被归咎于它的失败。纵观全球，政治风向正在因此发生新的变化。国家再次增强作用，并重新对市场制定规则。他注意到，甚至在美国，政府也已经这样做了。奥巴马总统已经采取措施，组建更为积极、更加庞大的政府。银行业与汽车业的准国有化，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社会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新自由主义持同样的批评态度。他也认为，“现在，政治平衡正在往回摆动”。

尽管有这些批评，威廉姆斯本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为“华盛顿共识”辩护说：“危机本质上是糟糕的监管的产物，是由于监管不够。”但是对于正在出现的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或者必须通过建立储备来实行自我保障，或者通过用国际货币基金可以接受的条件来得到所需要的资金，“非此即彼”。威廉姆斯仍然确信，“‘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的方面是，它认为适用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换言之，他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参照并执行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这不应因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有所改变。

然而，一些关注第三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是采取完全受市场驱动的发展，还是采取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