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顾问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把中国模式比喻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此后中国模式就成为世界各国学界、政界、商界热议的重大课题，但褒贬不一。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模式的文章，但意见分歧很大，甚至有人根本反对中国模式的提法。笔者认为，要搞清中国模式，不能局限于自身的反复论证，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首先要搞清社会主义模式提出的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而后剖析和反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怎样从成功走向失败，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模式是怎样突破苏联模式的和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模式。

一 “社会主义模式”一词提出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内涵

1.社会主义模式提出的过程

“模式”一词的提出和广泛使用有个长期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史中最早提出“模式”一词的是杜林。杜林（1833～1921年）是德国人，柏林大学讲师，没有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一些论述。进入70年代以后，他摇身一变，宣称改信社会主义，俨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宣称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革新。他著书立说，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哲学教程》等著作，妄图用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了一股“杜林热”，不仅伯恩施坦、莫斯特等人狂热吹捧杜林，党的实际领导人倍倍尔也在党的机关报上赞扬杜林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征得马克思的同意和支持，放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从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用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发表在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以《反杜林论》为名发表。恩格斯在该书的哲学编中重点批判了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存在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世界模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应适应这些原则，遵循这个“世界模式”，在他看来是先有思想、原则，后有物质世界，显然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这里，恩格斯批判杜林先验论的“世界模式”和后来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是，由于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慎用甚至忌讳“模式”一词。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模式”一词，其中包括革命模式和发展模式。1953年4月斯大林逝世，情况发生变化。就在这一年，英国研究苏东问题学者休·塞顿-沃森所发表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一书导言中，首次提出“苏联模式”一词，之后经过一番不同意见的争论，认识逐渐趋于一致，不仅为西方学者，而且为许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接受和使用，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概念。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现在所说的“模式”就是某种事物的一种类型和行为方式，而不是现代汉语语义上的“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形式”，没有“样板”和“照抄照搬”的意思。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承认多种多样模式。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别很大，可以说一个国家一种模式，但有的具有典型性，有的不具有典型性。就具有典型性模式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苏联模式（集中型）、南斯拉夫模式（分散型）、匈牙利模式（中间型）的谓称。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典型性的模式有自由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要求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强调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的瑞典模式、把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日本模式等。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使用了“模式”一词。他在1988年5月18日接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许多问题。”“世界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