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坤扭转、物换星移的60载峥嵘岁月中，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饱受外侮内患蹂躏的残破河山，整治得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开始了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保持了年均6%的增长；第二个30年则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之快，让许多发达国家瞠乎其后。尽管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人均占有的财富和资源都极其有限，今后发展的道路仍然很长，但是中国已经以其举足轻重的经济规模及和平、发展、合作的政治立场，引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正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东看”，试图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时，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甚至“中国威胁”等的评论也纷至沓来；另有议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遵循西方发展的规律，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尽管在西方和中国都还有少数人坚持认为，中国的成功发展只是普遍规律中的一种典型经验，中国或迟或早都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早已为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所验证，也为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所证实：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独特和专有的命题与“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简单直白的表述。

根据本国和本地区的特色，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经验，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不少国家或地区借“模式”来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于是在国际问题的语汇里就出现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欧盟模式”等名词，甚至在欧盟成员国中还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等称谓。“模式”一词首先是用来界定特殊性的，欧盟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或东亚模式，因为它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运行“方式”，它的经验和形态不应当与美国方式或东亚方式混淆在一起。“模式”一词的第二层意思是把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或供其效法的“样板”。

很多欧洲人使用“模式”一词来讨论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把“整体的欧洲”看做一种有别于其他主权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区别于崇尚并推行全球市场的美国模式，比如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美国、日本和英国等作为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借以解释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不同于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整体特性；把“欧洲社会模式”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用以否定迄今为止关于社会成功模式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划一的解释；对欧洲联盟既非国家又非超国家的体制做出“自成一体”的判断，以突出其制度的特殊性；等等。最近，中欧学者在使用“欧洲模式”这一术语研究欧盟的时候还特别在绪论中说明，他们“既没有假设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已经为实现和平、自由以及公民的福利寻找到最优方案，也没有假设欧盟已经形成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和程序”。他们的目的是深入地挖掘欧洲联盟作为一种力量和体制的特殊性。

专门从事中国与非洲关系研究的学者丹尼尔·拉志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斯蒂芬·马克斯则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发展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避开了良治和人权”。这种模式和理念不仅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动摇了西方经验的普世价值与这些普世价值所维护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以及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

“模式”的第二种用途往往伴随着输出战略。“华盛顿共识”提倡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等针对拉美的政策主张代表了西方资本的整体利益，它们和“休克疗法”所主张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一同要求在非西方世界建立市场相对于政府的优势，并且通过对于市场规则的掌握达到对于整个世界的控制。民主模式和人权模式的输出也往往带着类似的目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直白地指出，美国“试图把……《世界人权宣言》用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压制手段”，美国“对数十个国家……实行了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