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引上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以来，“中国模式”问题就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对象。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以来，“中国模式”问题更是受到广泛热议。在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中，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动向。

一 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客观存在问题的研讨

早在几年以前，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就以“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为由，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实在性。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其后，英国学者里奥·霍恩2008年7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又以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为由，说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针对种种否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议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声称“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而他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二 关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证伪了“历史终结论”问题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著书立说鼓吹“历史终结论”，说“它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全球发展证伪了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新加坡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2009年11月1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基本假定是，西方仍将是民主和人权的世界‘灯塔’。在1989年，如果有人胆敢预言，在15年内，最重要的人权‘灯塔’将成为第一个重新使用酷刑的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大叫‘不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而中国模式的发展更有力地证伪了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当时西方人较普遍地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中国模式却使中国走出了一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的现代化道路，这就证伪了福山的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奉为普遍主义发展路径的“历史终结论”。甚至连福山本人在2009年1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论》的记者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三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重点逐渐转向政治层面问题

多年来，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内涵和特征的评述，大都把它归结为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和压制，把研讨的重点放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上面，而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扣上“专制”、“独裁”、“威权”等帽子，撇在一边。例如，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在2007年底《美国人月刊》上就发表文章把中国模式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仿效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二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家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通的牢牢控制”，文章称之为“政治压制”。然而，在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以政治层面为重点、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现象。

例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