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至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兴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诸多灾难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争相探讨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尽管有的印着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历史痕迹，有的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少数人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对人类大多数造成危害的不可避免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挫败和消除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路线的企图及其在我国的影响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及其兴起的原因

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1]不过，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并无新意，其基本的假设“与启蒙运动以后一直在推动自由主义传统发展的假设相关甚远”。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被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2]更具体地说，它其实就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与政策。

这里不妨简述“华盛顿共识”的出笼经过。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旨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约翰·威廉姆逊还认为，上述“共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如果说在“华盛顿共识”出笼前，新自由主义还只是关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种学术或理论探讨层面的东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

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一切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延伸与继续。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处，那就只是这种旧关系的‘再继续’与‘再扩大’”。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经济理念尤其是它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观点，“是一种陈腐的传统经济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3]

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着重从资本主义竞争结构变迁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大银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尽管管制主义从长远看更能有效促进资本积累，更符合大企业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