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各种研讨会、报告会上，关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讨论十分热烈。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讨论和大家对这一讨论的关注被冲淡。但随着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人们在寻求全球这一重大经济现象的深层次根源时，却很自然地又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联系在一起。

一 关于探讨民主与普世民主的重要意义

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评论，批驳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的观点时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1]这充分说明，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2]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是指民主在实质上是在一定的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专政。

遵循“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一理论逻辑，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列宁关于国家的相关论述中，进一步认识探讨民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宁应邀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他在这次演讲的开始便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3]“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4]“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是因为它比其它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5]他还说，对国家问题“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4]。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从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个层面和内涵上展开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围绕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而展开的。在探讨民主之时，有时可能会涉及与民主相关的自由、人权等概念。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初显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我们又面临着“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和“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民主“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

（1）从国内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辉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得到广泛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等等。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神七”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等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无疑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使其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例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美国学者便惊叹中国各项准备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们不得低估中国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当中国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信息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认为高于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无疑将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政治稳定并且产生重大的全球支持。”^[6]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