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08年以来“普世价值”的争论，笔者曾经作过一个判断：尽管赞成“普世价值”的人在立场、观点及动机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普世价值”干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无疑是引发这一争论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今天看来，还需要对出于各种善意而赞同“普世价值”的观点作出回应，以求在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上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概括地说，不赞成批判“普世价值观”是出于以下顾虑：理论上，认为批判“普世价值观”就是违背了事物总是个性、共性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实践上，认为否定“普世价值观”就失去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依托，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于被动。结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必须和西方对打“普世”牌。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这一顾虑展开。

一 关于“普世价值”的本质界定和论争边界

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中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中国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因此，在中国一时走热的“普世价值”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和确定的政治诉求，我们加以应对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严格界定“普世价值”的本质规定和政治倾向，绝不陷入任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下定论的抽象争论中。

这就是说，我们批判“普世价值”，绝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绝对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这是人类达成共识的认识论根据。尽管社会科学的真理往往由于受一己私利的遮蔽而可能不为某些人所承认，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客观普遍的本性。同样，我们批判“普世价值”，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肯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规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客观可能性。显然，我们批判“普世价值”，更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当我们确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我们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的强国之路时，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而其基础则是某种共同利益。当然，共同利益并不能掩盖利益的分歧乃至对立，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今天的基调则是无疑的。以上话题能否纳入“普世价值”的框架内去讨论，对上述话题如何解答，肯定见仁见智，但无疑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①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弗·福山认为：“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好注释。它以尖锐的方式，从历史观这一理论根本上提出的挑战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内在矛盾是否已不存在？异质于并最终要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已经破灭？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导致“国家消亡”及“民主消亡”的历史趋势是否已不复存在？等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任何闪烁其词，都必将自乱阵脚。②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