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开始后，文学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已基本上被抛弃，许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点，开始以另一种目光来看待苏联文学。随着“回归文学”大潮的兴起，大量过去得不到发表机会的作品一下子涌现出来，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时，报刊陆续发表和披露了有关苏联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的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鲜为人知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对它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

一 “改革”年代重新评价苏联文学问题的提出以及各种否定言论的出现

1987年6月，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曾专门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迫切问题。同年10月初，在列宁格勒（现称“彼得格勒”）召开题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苏联爱国主义与苏联文学”的研讨会也涉及对苏联文学的评价问题。此外，《文学问题》1987年第9期组织了由8位学者参加的、中心议题为“俄苏文学史研究的迫切问题”的笔谈。从参加者发表的意见中已可看到明显的分歧。尽管这时已有人贬低苏联文学的成就，但是尚未见有全盘否定的言论。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88年初，曾任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库尼岑在他的文章里历数苏联历史上的各种失误和悲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认为“文学事实上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没有捍卫自己成为文学的权利”。这实际上是说苏联文学没有反映生活真实，不成其为文学。与此同时，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恰罗夫发表题为《向幻象开刀》一文，认为在文学的全景上“聚集了许多幻象——时而无足轻重的作品使人看起来像出色的城堡，时而优秀的作品却被宣布为光幻觉”，提出“需要恢复现实的整个多面性，重新肯定它充满冲突和伟大”。他在谈到文学史时提出“已到了对它进行大修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在保留地基和外墙的情况下，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内部重新设计”。

年轻批评家多布连科紧紧跟上，他甚至比博恰罗夫更进一步，对现有的文学史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认为博恰罗夫所说的大厦根本不存在。他说：“我们不只是简单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而是需要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思想；我们所需要的关于苏维埃时代历史文学过程的思想应该出自完全另一种基础，另一种思维类型，不妨说，出自完全另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是看待价值问题的宽泛的观点。新思维要求改变习以为常的主次的顺序。对待苏联文学史的新态度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此。”这事实上提出，要根据戈尔巴乔夫宣扬的“新思维”改变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从头开始构建苏联文学史的大厦。

在这之前，外国文学专家阿纳斯塔西耶夫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不久我们将要完全修改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库兹涅佐夫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题为《马克西姆·高尔基与当代》的报告中进行了反驳：“对苏联文学史和对高尔基的新观点是必要的。然而‘完全修改’历史地形成的论点和评价会导致主观主义和轻慢地歪曲历史真实，以黑色来代替玫瑰色。”这时自由派批评家萨尔诺夫马上站出来护卫阿纳斯塔西耶夫说：“我国文学史的情况恰好也是这样。问题不应当是给旧的大厦添建一两座厢房或在它上面增建一两层，而应当是修改整个图纸和整个建筑方案，在这基础上建造这座大厦。”萨尔诺夫说这话是在1988年上半年。而戈尔巴乔夫这一年7月在会见波兰知识界代表时也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大厦“修理门面是不够的”，“需要认真地改建，而且它的所有部分，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部分以及科学和文化都需要这样做”。可见萨尔诺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任务和目的有着深刻的领会。

二 在“重评”的旗号下对苏联文学经典作家的攻击和贬损

为了达到贬低和否定苏联文学的目的，文学界某些人打出“重评”的旗号，向有定评的苏联文学经典作家开刀。首先，他们把矛头指向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一方面，他们贬低高尔基的艺术成就，把他的代表作《母亲》说成艺术水平不高的平庸之作。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宣扬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说它反映了高尔基真实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