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一直固守这样的观念，即自由的国度能够孕育幸福的人民。然而如今一种新“幸福科学”观的出现正在彻底打破这一思维定式。

前所未有的不幸福：对于郁闷的摩尔多瓦人而言，民主只是无用的慰藉。到摩尔多瓦旅行，如同踏上一片深陷绝望的土地。这里的每个人都耷拉着一张阴沉而扭曲的脸。他们无精打采地四处游荡。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阴云，如同美国洛杉矶的烟雾和中国临汾的煤烟那般真实而有毒。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摩尔多瓦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福的国家。按照从1分（最不幸福）到10分的等级划定，在一项自评式的测量中，摩尔多瓦的得分只有4.5分。摩尔多瓦人要比同样郁闷的邻居——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更不幸福，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它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更不幸福。然而，真正令人不可思议并深深困扰国家建设者的却是：尽管民主已经降临，摩尔多瓦人绝望的阴云却始终无法驱散。

这一情景本来被认为是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在摩尔多瓦，实际上在大多数原苏联集团的国家中所充斥的这种情绪，显然与外交政策圈所接受的真理大相径庭：民主的国家就是幸福的国家。或者换一种说法，通往国家幸福的道路必定是由民主开路的。然而直到现在，如何更好地穿越这条道路以及以何种成本穿越这条道路仍然是争论的核心。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多年致力于民主与幸福关系研究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称：“这一解释很诱人，它认为我们有一种迅速解决大多数世界问题的方法：实行民主制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引人注目并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真理的唯一问题是：它并不正确。英格尔哈特说道：“假设民主会自动使人幸福，无异于假设尾巴摇狗。”换句话说，善意的国家建设者和民主输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民主使人们幸福，相反，是幸福的人们创造了民主。

一 满意科学

这一非凡的发现并非单纯凭空产生的一个新理论，它基于有力的数据之上。在新兴的“幸福科学”中，领军的社会科学家目前正利用这一数据来评估诸如信任和幸福之类的文化产品，就像政治学家几十年来通过比较诸如新闻自由和选举权之间的关系来评估民主的程度一样。

这些社会科学家是通过一种使人消除顾虑的简单方式来进行的。他们这样询问人们：“总体而言，这些天你对你的生活感到有多幸福？”诸如综合性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之类的调查向世界上80多个国家、约占世界总人口85%的人们提出了上述差不多同样的问题。这些调查产生了一个基础的数据脉络。尽管这些数据经常自相矛盾，但是其中的一些清晰模式还是渐渐浮出水面。举例来说，现在我们知道幸福国家一般都是富裕的国家，有着宜人的气候，而且关键是有着稳定的民主。

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幸福或民主哪个才是首要的？尽管此前的观念仍然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幸福的人群，也就是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们，是民主的前提条件。

20世纪80年代，幸福和民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联系数为0.8），从而在许多政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形成了“民主等同于幸福”的理论。随后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即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废墟上所涌现出的幼稚的民主潮流。然而，这些国家并未享受到幸福这一民主的红利，且实际就像在摩尔多瓦一样，许多国家的人民现在甚至感到还不如在苏联时期幸福。今天，幸福和民主的关联系数仅为0.25，还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在由“世界价值观调查”所进行的200多次调查中，30个最不幸福的国家中有28个是原苏联东欧国家。此外，还有两次调查是在伊拉克进行的。在俄罗斯，自从人民开始在相对自由的选举中进行投票以来，其主观幸福度和信任度都在急剧下降。截至1995年，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自己不幸福，并在总体上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摩尔多瓦和其他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是如此。顺便提及的是，俄罗斯人的不幸早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严厉打击自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原苏联国家的这种情绪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过去的20年里，就像中国的经济大繁荣一样，人民的满意度也在不断攀升，一直都是原苏联国家人民满意度的两倍。

显然，民主只是人类幸福的其中一个来源，并且实际上它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来源。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