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西方乃至世界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资本主义，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以便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有的地区和有的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相反的认同还大有市场；思想理论界和学界，在许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还严重缺乏共识；在有的部门和报刊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和导向力不强，而对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思潮则缺乏有效的批判和抵制方式。归结起来，这就在这些地方和部门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动摇。因此，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充分阐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们必须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在这方面，有两种说法需要特别加以澄清：

一种说法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提出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的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而根本区别于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甚至国家解体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于自由化思潮干扰的排除。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时明确指出的：“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充分表明把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反“左”，本身就是对于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干扰。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上）和决不走“邪路”（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党内容易认同“老路”，这是干扰改革开放的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以及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今天和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