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新社会运动中悄然崛起，从理论到政治上都发挥着强大影响。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它的主张，特别是社会主义观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思潮？本文在此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 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生态学”一词最初是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1866年发表的《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用此词去表示生物有机体同其有机、无机环境的相互关系。

1.生态问题的提出和生态危机的显现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从启蒙运动由于内在的逻辑而走向其反面的角度提出过生态问题：启蒙精神对于自然日益增长的统治意味着自然的异化，以及对人类的同样日益增长的统治，从而使启蒙精神走上自杀的过程。所以，历史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是同自然的和解，而这就意味着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主流而出现的却是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相应地，在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影响所及，有些国家由于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忽视环境保护，以致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生态危机，并为解决能源资源消耗过大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生态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反思：1962年，美国出版了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一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围绕着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又出版了受会议秘书长委托，由沃德和杜博斯执笔并得到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协助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书中指出，人类所继承的生物圈和它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这是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为生活得更好而满足于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把自然界当作异己的力量来对待，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自然界的报复。

2.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的研究：由“增长的极限”到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结合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建立的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从1968年建立以后，它委托成员对全球问题进行多项协作性研究，编写了一系列报告。罗马俱乐部所说的“全球问题”，是指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激起的加速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开拓了有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正因此大大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在失却控制的情况下造成不良后果，这就引起了影响人类及其未来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地集成一团。这些问题，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利益，在解决时要求世界范围内协同一致的努力，所以称作“全球问题”。

在罗马俱乐部围绕全球问题所组织和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中，引起全球轰动效应的首先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教授领导编写的《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自1972年发表以来再版10多次，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600多万册，曾被1000余所大学和学院采用为教材，被第31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向各国散发。报告对全世界关心的五个重要趋势，即加速的工业化、加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日益恶化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如果上述五种发展趋势不变，那么世界将在未来一百年的某时达到增长的极限，然后崩溃为凄凉和枯竭的生活。为避免这种结局，改变上述趋势，建立持续的生态平衡和消费稳定，就要从现在起实现零经济增长率。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其悲观主义论调引发了以康恩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的针锋相对的系统反驳，被认为是以关于灾难和世界末日的神话去代替过去无限增长和进步的神话，而在实际上，零的增长并不能达致生态平衡，只能大大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并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要使他们永远处于落后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就连对这个报告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人也承认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严肃地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