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克文倡议的历史背景

传统上，澳大利亚主要与英国和美国发展并维持关系。然而这些联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逐渐减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更加畅通的环境”，^[1]因此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方向逐渐发生了转变，从传统历史上的欧洲联系转到了加深与亚洲的接触”。^[2]

陆克文的APC的建议与其工党前任的意愿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他紧紧追随并扩展了APEC的核心理念，他的建议明确重申了早先的倡导者关于在亚洲区域主义中为澳大利亚寻求一个更加重要角色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早期，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提出了建立一个综合性地区组织的观点。1989年1月，鲍勃·霍克（Bob Hawke）提议建立一个亚太经济组织。澳大利亚致力于与亚洲接触的政策反映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菲茨杰拉德报告（1988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关系的加农特报告（1989年）以及外交部长关于澳大利亚地区安全的声明（1989年）中。1989年，澳大利亚倡议、推动、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自1991年，在推动APEC迈向一个创造性模式以允许3个中华实体（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加入方面，澳大利亚发挥了关键作用。APEC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地区主义宏图的一种象征。这是澳大利亚的创议，它基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以及经济和技术合作。在陆克文的讲话中，他提到自APEC第一次堪培拉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自那以后，APEC与其他区域性组织，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和东亚峰会共同发展。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陆克文提出了APC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地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90年代，在发展、促进和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问题上，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一直致力于亚太共同体的设想。^[3]按照格雷格·谢里丹（Greg Sheridan）的解释，基廷对“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亚洲化”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全面贡献。^[4]1995年，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呼吁澳大利亚人开始考虑他们生活在“处于一个东亚半球的国家”。1998年，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和澳大利亚政府智库罗维研究所现任主任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提出建立一个北亚、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的亚洲共同体。他们设想到2020年在东亚国家建立起一个政治共团体，澳大利亚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两人还建议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能源和环境共同体”。^[5]

菲茨杰拉德提出在北亚、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间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他认为，区域主义应该基于成员国间的“主权和平等伙伴关系”。一个地区的共同体的想法不仅应是政治和文化多元化以及非歧视性的，而且也应该是人道的。此外，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安排，以“支持处于社会发展中的成员国基于亚洲的集体主义传统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给予个人以中心地位”。^[6]

二 动机

在公开演讲中，陆克文提到几个激励因素。第一，澳大利亚需要与亚洲全面接触。这是“一个对地理接近所要求的历史认识问题”和“有权与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区开展接触的问题”。第二，陆克文声称，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和有效的地区制度以巩固一个开放、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他认为，在单个国家无法独自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时，地区制度是重要的，需要APC来应对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发展应对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加强涵盖整个地区的非歧视性和开放的贸易制度，以及提供长期的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第三，对于陆克文来说，现有的地区机制都不具备应对上述挑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陆克文认为“我们应该现在就2020年我们希望发展到何种程度展开地区辩论”。^[7]理查德·伍尔科特［Richard Woolcott（陆克文的特使）］强调：“澳大利亚APC倡议的目的是发动一场对话进程——一项地区对话——开始集体设计一个总体目标和有效的地区结构，酝酿一种更强烈的感觉，需要一种地区性的意愿去共同工作和计划，并尽可能的协调。”^[8]

陆克文关于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的倡议是以地区制度的形式来适应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对于陆克文来讲，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关键之一是“鼓励中国积极维持、发展和完全参与全球和地区机制、结构和规范”。^[9]APC的建议旨在建立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框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