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东移是冷战后至今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特点。期间虽有波折反复，但历经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届政府近20年时间，战略重心东移已渐从学界探讨转变为官方战略，从政策宣示转变为实际行动和既成事实。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全方位加大亚太战略投入，努力维护和扩大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力推进东移进程。尤其是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果断结束伊拉克战事，强力介入亚太地区议程，频频推出机制调整倡议，牢牢掌控战略热点议题，使亚太各国关系和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 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东移与亚太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运筹战略重心东移。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1998年连续发表《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抛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做足了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西线无战事”，战略重心东移具备了重大现实条件。北约东扩乘势而起，“重心东移论”在美战略界与舆论界掀起高潮。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亦准备加速战略重心东移，打出了“谦逊的国际主义”旗号，主张收缩战线，削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基地，加大亚太投入。这被广泛认为，其关注重点将明显向东倾斜。但“9·11”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部署，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止步于中东和南亚。21世纪头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亚太关注力度不足，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随之被弱化。

奥巴马上台前后，美国战略界就美国战略目标与重点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大辩论，并得出至少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反恐与应对大国崛起是美国长期面对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不可偏废；布什政府受到反恐议程拖累，顾此失彼，犯了战略错误；随着恐怖主义遭到重创，伊拉克、阿富汗逐渐被改造，应对大国崛起应成为下届政府的紧迫课题。第二，亚太是大国崛起的核心舞台，应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所在。亚太既是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决定21世纪全球格局的影响力中心，也是全球变数最大、风险最大的地区^[1]，事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深陷中东期间，中、印在亚太迅速崛起，东亚一体化如火如荼，日、韩、澳等盟国的离心倾向加剧，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亚太应成为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

战略界的这些共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依据。奥巴马总统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高调宣称“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誓言继续充当“亚太领导”角色。上任之初，奥巴马政府全面运用“巧实力”，努力修复美伊（伊斯兰世界）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巩固美欧关系，对“问题国家”实施“伸手外交”，适时调整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为战略重心全方位移师亚太创造条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任不足一月即首访东亚，成为过去50年来首位未将首访放在欧美地区的美国国务卿。奥巴马总统也在就任首年访问中国等东亚四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举行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积极发展美印关系，将美印关系由冷战时期的“1.0版”、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的“2.0版”升级为全新的“3.0版”，在全球安全、人类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四个领域重点深化美印关系，并建立双方的“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奥巴马政府强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迅速确立“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将“战略经济对话”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强调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同舟共济”，在中美长远合作方面“殊途同归”，实现奥巴马执政首年中美关系的“高开高走”。

综观奥巴马执政初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快速铺开，战略重心东移已成事实。奥巴马政府既通过强化与东盟对话合作筑牢了亚太战略抓手，又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开了个好头，在美印关系、美俄关系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功课。但美国仍然面临着同日韩等国盟友体系松动、亚太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势头加速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加大亚太战略投入，不断完善亚太战略的各个环节，切实确保美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