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合作思想的发轫

历史上，东亚的基本区域体系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1]。最近一些经济史的研究也发现，亚洲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融合^[2]。这一制度将中国及其邻近的地理区域融为一体，具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东亚历史上的基本合作体系。

到20世纪早期，亚洲的许多地方已成为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体系瓦解后，这些国家踏上了寻求经济发展之路。但在殖民时期的境遇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地区主义^[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的方式，在亚洲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军事占领、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是东亚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大量直接投资，逐步确立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4]。这种模式以日本自身为领头雁，将亚洲四小及东南亚作为雁身和雁尾，呈现出从技术密集及高附加值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的产业分工格局。雁行模式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东亚经济的自发融合。日本实质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一方面，周边国家对日本强烈的不信任情绪阻碍日本增强区域综合领导力；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秉承脱亚入欧的思想，亚洲并非其战略重心。尽管雁行模式本身不是区域的制度性安排，但其为区域生产的网络化发展以及东亚对经济一体化的重新认识打下了基础。

东亚一体化制度化建设一直滞后有其内在原因。一方面，美国长期热衷于与日本、韩国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因为考虑到要平衡中国及日本的力量，所以反对区域的多边论坛。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亚洲国家并不存在区域内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之后这种相互依赖才加强了。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对区域大国并不信任，追求自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一体化的兴趣并不大^[5]。

尽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日本、亚洲四小经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有关东亚及亚太经济合作的提议不断被提出来。首先，东盟在1967年成立。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以加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为目的，但实质上是希望能够在维持区域秩序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东盟40年的发展历程也证实这种希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不仅参加国家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目前的10个，而且其活动范围和作用深度都大大增强了。1976年第一次首脑会议确立的《东南亚友好条约》是东盟的纲领性文件。东盟的这一文件以及合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协商一致等原则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基石。

其次，更大范围的亚太合作也受到了持续的关注。1965年，小岛清提出参照欧共体，建立一个美、加、日、澳、新5个发达国家的“太平洋贸易自由区”（简称PAFTA）。这5国企业家在1967年成立了“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简称PBEC），学者们又于1968年初成立了“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AFTAD）。1970年，韩国提出建立亚洲共同市场，日本1988年建议成立亚洲网络^[6]。1980年9月，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倡议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简称PECC）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由太平洋区域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议会、媒体和民间团体六方人士所组成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25个成员，包括其前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的代表等。

特别是1989年，亚太12个经济体在澳大利亚启动了政府间非正式的部长级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从1993年开始，APEC每年举行领导人峰会及系列部长级会谈。1994年APEC确立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将在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将在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目前APEC已有21个成员。APEC在自愿和协商一致的APEC方式基础上实现了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在将近20年中，APEC成员单边自愿的关税大幅度降低，贸易投资便利化状况改善，交易成本减少5%，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稳步开展。APEC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区域合作机制，它为在多样性极强的经济体之间进行制度性安排积累了经验。

东亚地区这些有益的实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念基础；而技术发展、生产分工和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则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