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地区论坛（ARF）^[1]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多边政治与安全论坛，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国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开展第一轨道外交（Track Ⅰ）^[2]的重要平台。ARF“机制”的存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特征，也代表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发展的基本潮流和方向。近年来，由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安全观念和安全议程发生了新的变化，ARF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特别是ARF机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预防性外交”进程逐渐显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 ARF“预防性外交”进程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特罗斯·加利任内的联合国即提出了开展“预防性外交”的定义、范围、行为主体和实施方法。“预防性外交”被定义为“防止有关各方之间出现争端、防止现有争端升级为冲突，以及当后者发生时限制其蔓延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早期预警系统、事实调查使命、建立信任措施，以及维和部队的预防性部署和设立非军事区”^[3]。其核心理念是设想敌对双方不能主动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冲突，而用外交手段阻止冲突爆发则需要第三方的帮助。此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部分国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性外交”行动。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概念本身的界定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预防性外交”都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早在1995年，“预防性外交”一词即已被引入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在第二次ARF会议上通过的“ARF概念文件”中将该机制的运作分为“信任建立措施”（CBMs）、“预防性外交”（PD）和“冲突解决”三个阶段。由于ARF各参与方在“预防性外交”概念的界定和实践路径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加之互信缺失和相互掣肘，ARF长期停留在“信任建立措施”阶段。直至2001年于越南举行的第八次ARF外长会议才正式通过了题为《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和原则》的文件。标志着东盟地区论坛进入了从“信任建立措施”（第一阶段）向开展“预防性外交”（第二阶段）过渡的进程^[4]。在“ARF概念文件”中，对“预防性外交”的定义是：“在征得所有当事方同意后，由主权国家所采取的协商一致的外交和政治行动。”其内容包括：①帮助防止国家间产生可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潜在威胁的争端和冲突；②帮助防止这样的争端和冲突升级为武力对抗；③帮助将这样的争端和冲突对地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5]。

在2002年7月31日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的ARF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后，ARF各参与方围绕着反恐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合作，被称为ARF运作中最早的、同时也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预防性外交”实践。近年来，ARF“预防性外交”主要涉及两个方面：①如何开展符合亚洲战略文化及地区国际关系准则并为各方所接受和认可的“预防性外交”；②如何针对朝核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缅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开展“预防性外交”。总体上看，ARF成员国围绕着在安全领域如何开展“预防性外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2007～2008年ARF年会期间^[6]，ARF的“预防性外交”进程较之以往显现出两个新的特点。

首先，“预防性外交”是ARF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且不可缺失的阶段已经成为ARF各参与方的共识，“预防性外交”也成为ARF框架内多次会议的主要议题。2007～2008年会期间，在ARF框架内先后举行了20余次会议^[7]。从会议议题来看，上述会议中多个会议直接以“预防性外交”为主题^[8]或是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预防性外交”^[9]。

其次，“预防性外交”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ARF成立以来，在“预防性外交”机制建设方面长期缺乏进展和突破。2007年5月23日举行的ARF防务官员对话会议即决定专门建立快速反应小组以应对战争和政治危机的突然爆发。当安全威胁出现时，一个由4人组成的部长级别小组能快速建立。在ARF部长会议休会期间，该小组能迅速了解事实并就所能做出的快速反应提出建议。这项措施的出台，被（外界）认为是在超越对话和信任建立措施、直接应对现实安全挑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0]。对于外界所谓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不能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和冲突的“清谈馆”的批评，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2008年7月24日，第十五次ARF外交部长会议在新加坡拉开帷幕，论坛主席在按照惯例发表的主席声明中也指出，部长们同意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