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2010年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发表30周年，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意味着两个事实。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已推行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已大规模地进入婚育期，双独家庭^[1]、单独家庭^[2]占到婚育家庭的相当比例，并快速增加。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常住人口中0～30岁独生子女累计达300余万，占同龄人口比重一半以上，其中，15～30岁年龄段独生子女占60%，为186.4万。可以说，未来二三十年里，独生子女是我国城镇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特大城市婚育家庭的主体，是研究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对象。二是《公开信》中指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到了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缓解，也就可以考虑人口政策的调整。近年来，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在学界和社会层面不绝于耳。众所周知，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已不是单一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是1984年后对“一孩”^[3]逐步调整为多样化的生育政策，其主要特点是城乡二元的政策，即城镇地区较为普遍的“一孩”政策和农村地区以“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主体的格局。近年来，各省市也正在对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如七省市的农村单独政策（夫妇双方都为农村户口，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也是强化了城乡生育政策的二元性。

生育政策是为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采取的政府行为。按照美国学者邦加茨的理论，在生育控制技术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们的生育行为主要是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结果。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的综合看法，包括对孩子数量、性别、生育时间方面的期望和偏好。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子女与家庭间财富的流向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与服务等方面存在不同，造成了城乡生育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异，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农村人口中的婚育主体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强大的冲击。他们的生育意愿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还是倾向趋同？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是政策因素还是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对调整生育政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将对北京市城区和农村地区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进行比较分析，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政策建议。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于2006年、2008年分别对北京市城市与农村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进行的两次生育意愿调查。

2006年进行的“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4]，调查对象为拥有城市户口、居住在城区的20～34岁青年及共同居住的父母。调查者在东城、海淀两个城区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取57个社区，在每个社区按照年龄、婚姻比例配额，聘请专业的调查公司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入户调查，同时对与调查对象共同居住的父母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实施时间为2006年8～10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100份（其中1060份包括父母调查问卷）。

2008年进行的“北京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研究”^[5]，根据昌平区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系统）提供的信息，将昌平区18个镇农业人口中有双独家庭的村委会作为抽样框，对夫妇双方和单方为农业户口的双独家庭实行普查（双独夫妇只调查其中一人），同时按双独、单独家庭和未婚独生子女1∶1∶0.5的比例，在抽样框中等距抽取单独家庭和未婚的独生子女。为增大山区镇被调查者的比例，在兴寿、长陵和流村按1∶2∶1的比例调查。男女比例按1∶1配额，抽样人群为20～34岁独生子女。抽样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分布在18个镇（街道）101个行政村，共计1002人。调查实施时间为2008年6～8月，共获得问卷100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983份，有效率为98.2%。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样本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北京中心城区之一的东城区和城市拓展新区的代表区域海淀区，基本可以代表北京城八区的区域特征和人口特征；选取昌平地区的农村作为北京农村代表，地域上既包括平原又包括山区，经济上既有经济较为发达的与城八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