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是一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社会成员个体的身份和角色会相应进行调整和重构，原有相对平衡的机制被打破后新的平衡机制无法立即建立起来，社会成员个体的行为失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现象。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其城镇化过程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的缩影，更是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一 流动人口众多

城镇化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城镇人口聚集以及占总人口比重的提升是其过程的重要表现。任何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无不与人口的空间运动相联系，城市的各项发展也都以人口变动为前提，不管是地域、经济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都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基础的。城镇人口的数量、密度及流动性，与城镇治安密切相关。在一个城市，随着人口数量、密度及流动性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几何级数倍增，摩擦和矛盾也随之增多。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由于它所处的是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较早成为流动人口吸引之地和必经之地。大批由农村剩余劳动力组成的外来流动人员纷纷涌入该地区。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了人数众多的流动务工人员。

2007年，珠三角城市群净流入的跨省农民工在1373万人左右，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民工进城不断增加。2009年，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4.02个、30.57个、25.41个、20.82个、15.46个百分点（见图1）。流动人口为当地社会各方面发展注入了活力，给城市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便民服务，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以流动就业为主要形式，并没有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定居或者“落户”迁徙。在我国统计为5.9亿人的城镇人口中，还有1.6亿人是农业户籍人口，占城镇人口的27%。农民工仍是以劳动力流动而非举家迁移定居为主，全国80%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都是流动就业，举家迁徙的农村人口仅占20%左右，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1]

图1 2009年东部五地区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率

大量的人口流动使珠三角地区的人口状况及其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规模控制难度加大，城市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在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由于一些外来流动人口本身竞争力不强，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外来人员长期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在就业、工资、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得不到公平、公正、合理对待。从图2可以看到，流动人口从业集中的城镇集体单位的报酬远远低于当地的国有企业，再加之其他福利待遇的差距，会让他们产生被剥离感和不平衡感。

图2 2009年珠三角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劳动平均报酬和在岗职工平均工

城市犯罪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流动人口问题”，更不能因此限制人口的流动。虽然犯罪现象有其特定的个人因素，但现实的社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消除犯罪的个人原因，是刑事政策的任务；而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则是社会政策的任务。良好的社会政策，是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的最有效措施，正如刑事政策学家李斯特所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城镇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钢筋加水泥”的建设问题，关键还是在把农村变成城镇的同时，要全面地提高人的素质，其落脚点最终还是在如何把进城的农民变成现代人，让离乡又离土的农民真正享受城里人待遇。城镇化的资源开发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从开发土地转向开发人力资源，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同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不同地区间有序流动，把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向乡镇延伸，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与城镇劳动力同等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

二 产业结构调整

珠三角地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见图3）。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日益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