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变迁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运转模式，网络的诞生令世界成为“地球村”，对中国的影响更加深远。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网络在中国的作用尤其特殊。自2003年网民力量凸显，“公民权利年”形成，网络十年来不断推动我国的法制进程、民主进程，网络已不仅仅是一个媒介，它更多在扮演民间舆论场的角色。

一 网络推进了政府舆情处理理念的革新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一系列特点与优势，诸如全民参与性、裂变式的传播速度以及互动性强等，使得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汇集来自各界的大量信息，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递到互联网所能覆盖到的每个角落。^[1]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统媒体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伴随着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被打破，网民发生了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向集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于一体的转变。这一转变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网民知情权极大程度的提升，政府试图通过信息不公开以减少某些事件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降低。比如在“非典”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并没有达到政府所期待的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反而由于互联网平台的介入产生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不仅是“非典”事件，哈尔滨宝马肇事案、松花江污染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等都是对我国政府舆情应对能力的严峻考验。我国政府如何在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互联网环境下逐步提高网络舆论应对能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非典”事件——信息雾霾消散的开端，政府从“后台”到“前台”的演变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但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2002年12月底，关于“非典”疫情的话语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随后中国某些政府部门屏蔽了所有关于疫情的讨论，网络论坛全部消音，公众出现恐慌情绪。2003年2月11日，广州召开全国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3月下旬，在权威媒体上仍未看到“非典”的相关报道。4月上旬，中国官方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增多，但官方回应仍存在大量隐瞒，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表示愤怒，决定将真相曝光。4月8日，蒋彦永接受《时代》杂志采访，当晚采访内容就在网上公布。次日，该报道将北京推到了舆论浪尖。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4月21日，卫生部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之后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抗击“非典”，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非典”疫情缓解。

抗击“非典”被称为“无硝烟的战役”，这场战役不仅考验我国的医疗水平，更考验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检验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与否。在“非典”过去十年后的2013年，《新京报》对当年的“非典”应对进行采访时，法学博士周汉华表示，当年“各地都栽在信息不公开上”^[2]。疫情出现后，政府的瞒报行为、信息的不透明是疫情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政府和权威媒体失声时，谣言迅速在民间散播，恐慌情绪不断冲击着民众高度紧张的神经。尤其是政府高层官员在“非典”最严重时期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回应，在谎言被揭穿后，更加重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恐慌情绪在网络急速蔓延。直到4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北京确诊“非典”339例，次日开始，卫生部每天报告疫情，传授预防措施，国新办共举行八场新闻发布会，多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公众的恐慌情绪才得到缓解。网络流言以其独特的方式迫使我国政府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非典”过后，据周汉华统计，我国在2004～2005年，共有308个地方制定了信息公开的相应法规。^[3]“非典”中网络流言的后果令我国政府树立了正确的信息公开观念。“过去我们对信息公开有恐惧，总觉得公开了，是不是老百姓就很恐慌、社会不稳定。但事实证明，信息公开反而有益于稳定人们的情绪。”“非典”期间出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毛群安如是说。^[3]不仅信息公开制度得以建立，“非典”事件还催生了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至2010年年底，中央1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