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传统农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与此相应地，大量人口由农业部门转入城市部门，城市化率大幅提高。目前，经过长期粗放式增长的中国经济亟待实现发展方式上的转型，即由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由城乡二元分割转向城乡和谐发展，由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而城市化正是在未来推动上述转型的关键力量。对此，李克强总理指出，“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1]“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可扩大投资，而且能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再者需要关注的是，三十余年来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未能平等地、充分地覆盖各个阶层和群体，尤其是，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与此相配套的户籍、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城市偏向性制度，给农民造成了与城市显著的权利差距和巨大的利益落差，而城镇化正是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3]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的城市化虽然在规模上进展迅速，但是在质量上还亟待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市民化后的农民无法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导致了农村在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长期欠账，使得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较之市民明显偏低，这掣肘了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对经济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此外，历史欠账的循环累积还将持续造成两极分化，不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即使农民市民化了，其依然将是城市中的底层群体，这种市民化将是低质量的、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对此，李克强总理在谈及新型城镇化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4]简言之，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的市民化的过程，也即农民人力资本得到提升的过程。

根据“以人为本”的要求，本文将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及其适配性的角度出发，梳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思路，指出目前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理论回顾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肇始于Schultz（1961）和Becker（1964）。Schultz（1961）指出，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仅比物质资本而且比收入的增长都要快，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国经济较快增长和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的重要源泉。对此，有相当多的实证研究予以了证实（如Mincer，1958；Barro，1991；Mankiw et.al.，1992；蔡增正，1999；周晓等，2003；高梦滔和姚洋，2006）。具体就农民市民化过程而言，人力资本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其是进城从业人员能够转变为正式市民的内在核心条件（杨明健，2006；王春光，2007）。具体的，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民适应城市中新的工作、环境和掌握新技能，进而令其获得立足城市所需的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张林秀等，2000；严善平，2007；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任远和乔楠，2010）；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获得周围城市居民的认可，这些有助于其转变为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杜洪梅，2004；文锦，2004；周琴，2008）。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表现出负向作用（Angel de La Fuente，Rafael Domenech，2006）。Schultz（1961）指出，人力资本是人们通过“慎重投资”而“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即人力资本概念本身蕴涵着“适配性”与“有效性”的内容，由此，我们认为部分研究出现不显著关联的原因在于，对人力资本的考察仅注重整体的存量水平，而没有重视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的适配性。一些实证研究已证实了人力资本“适配性”对劳动者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Alande Brauwet（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