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创新活动都与外资企业有关系（Cheung，K.& Lin，P.，2004）。然而，2000年以来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的背景下，中国国内三项专利的授权数量快速增长，创新活动越来越多源于区域自主因素及区域间溢出效应的驱动。针对发达国家的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区域间企业、研究所、大学、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联系，知识和思想在区域间可以相互溢出（Botazzi & Peri，2003），从而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创新与区域间溢出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考察。

本文首先对近年来影响中国专利快速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10年前，中国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不足意大利、瑞士和瑞典的1/10。但到2009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已经以2270件的优势大大超过意大利的1837件，瑞士的1454件，瑞典的1231件^[1]。这样一个数量的增长代表着中国1999～2009年间在美国申请的专利增长了2000%，显现出远高于技术先进的毗邻国家和地区如韩国160%、中国台湾79%的增长率。上述专利增长反映了政府在推动汽车、电子、信息通信等战略产业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愿望，但对政府推动创新增长的效果的评估研究还比较缺乏。

其次对区域溢出在中国专利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尽管克鲁格曼（1991a，1991b）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1991）已经提出，区域集聚和溢出与知识在区域间的有效扩散和转移带来的递增报酬有关，尽管在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中马歇尔外部性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已被注意到，但许多关于创新的研究仍然忽视了在知识生产和转移中区域和地理间的溢出效应所起的作用（Audretsch & Feldman，2004）。谢斐、揣提伯格、罗默（Jaffe，Trajtenberg & Romer，2002）主张，在溢出机制上存在一个地理空间效应。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溢出在多大程度上是区域化的？他们进一步提出，区域间溢出问题需要引起经济学家对地理经济问题的重新重视。

根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创新的溢出主要是在区域间地理效应的含义下进行研究，知识反映了相应的区间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Moreni，Paci & Usai，2005）。Hu，A.G.& Jefferson（2009）的研究关注了专利法对中国创新的影响，他们考察的时间段是1995～2000年。1995～2000年代表了中国试图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努力。在这一期间，主要是寻求外国投资者的合作研发，技术的升级主要依赖于外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自主创新的努力。1997年中国推出了国家基础研究计划（也称为“973计划”），目的是推动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建立自己的核心知识（中国国家基础研究计划，2002）。1999年中国政府又作出了“强化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以巩固内生技术能力”的决定。随着对1985年颁布实施的专利法的一系列修订，这些努力逐渐取得了成效，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迅速增长。

本文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区域创新集聚效应，结合空间权重探讨相互邻近的空间单位的相互作用。本文探讨内生因素如熟练工人和政府对科技的投资对中国专利水平增长的作用，以省为考察单位，以2001～2008年为考察时间段。本文第二部分概要介绍要影响国家创新水平的因素，第三部分是建立一个空间自回归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前面提到的影响中国创新的因素即研究与开发支出、熟练劳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的科技投入的增长趋势和分布的描述性分析，第五部分是回归结果和结论。

二 创新、熟练劳动力和R&D

本节概述已有文献提出的驱动创新的基本因素。过去20多年，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项进展是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下，报酬递增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Grossman & Helpman，1990，1991）。报酬递增理论与增长模型有关，企业的创新活动推动生产水平的提高。Grossman & Helpman（1990）指出创新导致知识存量的积累，并引起进一步的创新。在区域溢出的含义上会发生知识溢出，因为某一个地区企业的知识会带来周边地区企业开发差异化的产品，从而促进内生性增长。地理外部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马歇尔（1890），并由罗默进一步发展（1994）。相应的实证观察发现，通过区域间的合作行为，相邻区域间通过模仿，知识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得到扩散和获取。合作行为发生在区域间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