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增长动力培育的方向与原则

改革开放30多年，在市场化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跑道，也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增长角度而言，成就无疑非凡：如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上20世纪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近5%，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从1978年至2011年，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为10.17%，人均GDP从1980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14美元。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其光鲜的背后却蕴藏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尤其是近两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增长乏力态势。虽然原因很多，但根本性的则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使然，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在此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也的确极大地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激励了中国工业化大发展，又继而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也的确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可以说，就是这“一低一高”两种增长机制的交叉作用，促成了我国连年的高增长，也催生出了“中国奇迹”，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如内外失衡、过度投资、环境和资源制约、城乡不平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等，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今，这种依赖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不仅已是共识，更是现实。显然，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探索新的增长动力，促使这种“一低一高”的非均衡赶超型增长机制向新的可持续增长机制转型，已势在必行。

对此，我们一个明确的总结论，即：新的动力必须要在有助于促成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增长，这可谓一个总方向；新的动力必须有助于打破政府主导型模式赖以发挥功能的政府—国企—国有银行“三位一体”的链条，有助于促成民间—民企—民间金融相互作用的自由竞争的、分散决策的市场态势上，实现经济增长，这可谓一个总原则。明确以上总方向与总原则，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基于我国政府是一个既惯于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又缺乏约束机制且掌控大量资源、资本的强势政府。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国情，决定了总方向上的偏离，都将会被其强大惯性力重新拉回政府主导型模式；任何对总原则的背离，都将会被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链条重新锁定，而难以有效发挥民间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地位。至于在此总方向与总原则下，具体如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里将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的框架，予以探讨。

二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对新增长动力的探讨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目标函数，其实现离不开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的作用，前者如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创新等，后者如制度、政策、结构等，新的增长动力当然也必须从这些因素中来探索。

（一）资本

对于增长，资本投入是最首要的因素，对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30多年来，我国在政府主导下诞生的高增长奇迹，就是高投资、高资源消耗的成果。而资本投入领域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增长路径，或曰增长动力的不同：若主要投向重工业领域，即表明增长引擎是重化工业化；投向城市建设，即增长动力为城市化。要增长就要投入，要投入就要有投资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本身是中性的，在发展中国家就是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所在。对我国而言，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仍未完成，其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新”不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本身，而在于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主体必须要更新。依据总方向与总原则，即主体必须逐步从政府转向民间组织，从国企转向民企。

在“三位一体”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行为，本质上具有扩张性的、不计成本的、垄断性的特征，也即其行为模式本身就是粗放的。如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又怎能转变为集约式？反之，民企行为模式就不可能是无成本约束的，其投资也相对更加理性且具有竞争性特征，若由其主导经济运行，集约式增长其实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结果，如此，哪还有转变一说？政府退出主导经济运行，可以改变其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身份，让民企成为运动场的主角，政府充当裁判，监督约束民企的违规违法行为，如此，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