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城市不仅证明人类具有深远而持久的重塑自然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物种所具有的恢弘想象力与创新能力。当今，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创意产业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异军突起

追溯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其源头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无论是上古时期的盘龙城（公元前15世纪左右），还是三国时期孙权在武昌蛇山构筑夏口城（公元223年），它都是典型的军事堡垒，早期的武汉“因武而昌”，军事活动成为这座城市发展最早的动力。

两晋南北朝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武汉在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要素。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经济内部的商品经济逐步活跃起来，汉口因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很快成为号称“天下四大镇”之一的商贸中心，成为因商业因素而成为“市”的典型。与武昌城相比，汉口的城市功能一开始就具有非政治化倾向，商业贸易成为其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商而兴”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

晚清汉口开埠，中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汉口的商业功能进一步发挥。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武汉实施“湖北新政”，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化工矿企业，工业与商业一道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造就了20世纪初期武汉“东方芝加哥”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成为我国重点建设的中部工业中心，“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成就使武汉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在轻、重工业全面发展的推动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在各大城市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因工而强”成为近代以来武汉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

从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看，武汉每一次大发展都是它顺应了时代需要，及时调整自身动力机制，吸收新的发展动力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和我国发展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武汉正在致力于建设“两型社会”，并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复兴“大武汉”作为自己的宏伟目标。“两型社会”是一种与传统迥然有别的新发展模式，在构建“两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武汉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再次面临调整。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随着传统工业文明和工业时代开始向生态文明和后工业时代转化，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在工业文明时期，工业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推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许多过去辉煌的工业城市开始衰落，为了保持城市繁荣，这些以传统工业为中心的城市纷纷将工业项目迁出城市，发展其他新兴产业。

在欧洲，伦敦（伦敦城市圈）曾是工业革命时期全球最有影响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业的急剧发展虽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环境，伦敦也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雾都”，泰晤士河水也受到严重污染。20世纪末，以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成为推动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在英国发展创意产业，并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提出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英国振兴经济的聚焦点，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法。英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理念，并用国家政策来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

在北美，美国也是一个创意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洛杉矶、旧金山等传统城市不仅依赖好莱坞、硅谷、迪士尼等文化创意品牌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繁荣和增长，其他一些传统的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等也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使旧的城市获得新生。以美国传统工业城市芝加哥为例，自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一直是美国最重要和最繁华的工业城市，随着旧工业时代的结束，芝加哥也日渐萧条。为了重振城市经济，芝加哥决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由政府出资将原工业厂区改造成为文化创意园区，廉价出租，为艺术创作者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房地空间，从而扶植电影制片、艺术、时尚及信息产业的发展。通过种种努力，芝加哥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来，其新闻出版业发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