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际气候谈判多哈会议结束了始于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授权（以下简称“巴厘授权”），最终形成了包括《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德班平台工作组以及资金机制等在内的一揽子成果，为巴厘授权画上了句号。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同，公约下的谈判，并没有形成一个多年谈判成果集成的协议文本供缔约方国内批约。因此，公约下的谈判成果，除多哈成果外，还应包括坎昆、德班会议的相关决议。2013年既是德班平台密集谈判的第一年，更是巴厘授权谈判成果落实执行的第一年。开展并执行巴厘授权谈判成果中建立的相关国际合作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2020年前实现国际协议的关键，也是未来国际协议建立政治互信、持续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提。

一 “巴厘路线图”谈判建立的多种国际合作机制

巴厘授权通过5年的密集谈判，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问题上，形成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是实现2020年前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前提，也是构建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基础。

在减缓方面，缔约方同意在议定书下建立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力度的相关机制，要求发达国家于2014年提出更大力度的减排指标，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提出具有可比性的减排目标。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坎昆适应框架”设立了具有明确职能的适应委员会，建立了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实施国家适应计划的进程。在资金机制方面，建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的经营实体，成立临时委员会启动资金机制设计进程，成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席位均等的基金董事会；敦促发达国家制定具体措施，实现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出资目标，明确要求发达国家2012～2015年提供不少于快速启动资金的资金规模。在技术合作机制方面，成立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技术中心网络，确定优先支持领域及工作计划。在能力建设机制方面，建立了每年一次的德班论坛交流机制。

二 国际合作机制保障气候目标实现

国际合作机制是碳排放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统计，201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分别占全球排放量的39%和61%^[1]；而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分别为37000美元和约4000美元^[2]。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行动对于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至关重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依然是首要工作；二者之间需要通过执行相关国际机制实现协同，并实现碳排放的全球治理。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面临资金和技术约束。2012年发布的IPCC-SREX报告显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2007年和2010年开展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成本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成本不低于700亿美元，并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3]；如果要实现经济转型、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建立节能低碳的社会经济体系，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布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表明，到2030年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每年需投入2000亿～210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需求约为760亿～770亿美元^[4]。以中国为例，随着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节能潜力越来越小，节能投资则加倍增长。麦肯锡研究认为，中国在2016～2020年间的节能投资可能为2011～2015年的4倍；中国社科院城环所研究测算，在2016～2020年间，中国的低碳发展需要6.8万亿～18.12万亿元的增量投资，大约每年需要新增1.36万亿～3.6万亿元的增量投资^[5]。这么大量的资金需求，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很大挑战，发展中国家亟待投资的领域很多，未必有能力顾及气候变化治理问题。而如果有国际合作资金支持，将可能转变气候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促进适应和减排活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开展。先进技术的获取和普及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消费体系普遍存在技术落后、效率低、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高的特征，先进技术的获取和普及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对于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是发达国家在公约下的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结之初就承认缔约方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