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持续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1]。贫富差距拉大，既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衍生品，同时也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诱发“中等收入陷阱”。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同时强调指出：“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战略的基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实现由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201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3年增长1.5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3年增长1.66倍，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2]，虽行业、区域收入差距依然扩大，但对于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公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向纵深推进，因此有必要对我国2003～2013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一个回顾总结，为我国今后收入分配改革成功推进提供借鉴。

第一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年

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历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克服单一按劳分配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尝试多种分配方式的摸索阶段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确定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了起来。2003年至今，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 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

2000年，“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被首次写进“十五计划”，此后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拉开大幕。

（一）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

从2000年开始，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中央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调整，在农村开展农村税费改革，从2006年1月1日起全国废止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戴天放等（2008）针对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表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少税收负担1000多亿元，人均减负120多元，取消农业税政策的短期效应是直接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我国农业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后来逐步增加了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及贷款贴息等补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有“超购加价”“粮（棉）肥挂钩”等形式。加入WTO后在农业谈判的压力下，2002年起中国逐步建立了包括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四大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制度。从2002年中国开始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种粮直补的试点，2004年在全国全面铺开，其核心内容就是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实行随行就市收购；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支持和鼓励各类经营者参与粮食收购和经营；调整粮食补贴方式，将原来以保护价收购形式给农民的间接补贴，调整为对生产环节进行的直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从2004年开始，2008年扩展到全国，一般农机最高补贴额为5万元。农资综合直补则是考虑到化肥、燃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因素，从2006年开始给予农民补贴的方式。

随着国家对“三农”投入的逐年增加，用于“四大补贴”的资金也逐年增加。2011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10408.6亿元，其中1406亿元被用于“四大补贴”，与2006年相比，分别增加6891.4亿元与1095.5亿元。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所发的《关于建